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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贫困与政府干预　　８０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反贫困行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反贫困措施以往主要靠单纯的生活救济，变为以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身生产能力为主要目的的开发援助；反贫困的组织和传递系统也从以民政机构为主转变以为专设的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以及其下属机构为主，形成了有２７个国家部委参加的广泛的反贫困组织结构。七五和八五初期的反贫困实践取得了成效是明显的，贫困人口从１９８５年的１.２５亿人减少到８０００万人，与同期世界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状况不断恶化形成鲜明对比。然而，与８０年代初期相比，中国贫困人口的下降速度已明显变慢，部分贫困人口的反贫现象恶化，农民收入增长停滞，贫困地区由于地理和资源条件的限制不能参与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所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政府的反贫困政策和措施的不完备以及执行的偏听偏信差相关。由于中国目前的绝对贫困几乎完全发生在资源贫乏的偏僻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为使这１亿左右的人口在本世纪末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全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各级政府必须对因各种因素的限制不能跟上全国发展的步伐的贫困地区承担更多的责任，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更广泛的干预。一、反贫困：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　　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总是不平衡的。由于各个地区和各个阶层在国家和社会中所处的经济环境差异显著，一些拥有地理和资源优势的地区，以及那些占有大量财产和社会政治资本的阶层往往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绝大部分成果，而区和贫困阶层因地理环境和资源条件的限制。以及政治上的软弱地位，而很难参与天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去。　　市场经济是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的竞争性经济，遵循它自己的优胜劣汰的原则，资本和人力资源在利益的引导下总是流向具有某种比较优势、能获得最大效率的地区和产业，从而有可能在一定的时期内进一步导致区域和产业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尽管从长期看，以ＧＮＰ为标志的经济的增长是缓解和消除贫困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许多国家（如巴西、墨西哥、泰国）在经历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出现收入分配差异的缩小和产业结构的一元化。相反，在强调国民收入增长的发展战略中，过分重视国家的工业化而忽视农业，强调富裕阶层和积累作用则忽视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消费，不仅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也使整个经济的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畸形化，最终障碍了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步发展已经使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地区差距不断扩大，资本和人力资源由落后的西中地区向发达的东部地区转移。１９８０年，东、中、西部国民总值的比重分别为５２.２％、３１.２％和１６.５％，到１９９１年则变为５５.８％、２９.３％和１４.９％；东部地区的比重提出了３.６个百分点，中、西部则分别下降了１.９和１.６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和之比也从１９８０年的１.３９：１１.１扩大到１９９１年的１.７：１.０６。　　我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实施一般的经济增长战略很难使落后地区和贫困阶层从经济增长中受益。从公平和效率两个方面综合考虑，政府必须实施一系列直接针对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的特殊的反贫困政策，以改变贫困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不利地位，防止贫富差距的过分扩大，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自１９６４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向贫困挑战以来，贫困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根据自己的条件和特点实施了多种多样的反贫困计划。从７０年代初开始，在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帮助下，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将反贫困作为政府的重要目标，先后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反贫困政策和计划，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１９８４年９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１９８６年国人民代表大会六届四次会议将扶持老、少、边、穷地区尽快摆脱经济文化落后状况，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国民经济七五计划（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０）。为此，国家从上到下成立了专门的机构负责扶贫工作，制定了贫困标准，确定了国家和省区扶持的贫困县。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年拨出专项资金用于贫困地区的开发。从此，中国的农村贫困问题被真正提到议事日程，反贫困成为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职难。三、反贫困政策的调整　　为了在本世纪末基本解决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达到确定的目标，中国有必要根据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经验和自己的反贫困实践适当调整现有的反贫困政策。在继续强调物持救济、区域发展和基层设施建设援助的基础上，重点加强贫困地区的教育和卫生等社会服务，同时对特贫群体实施一些有针对性的反贫困计划。１.贫困地区的社会服务　　贫困者利用非农就业机会、新的农业技术和其他可能增加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