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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的法律思路 (安徽合肥230022) 　　我国正在推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资金十分巨大，农村金融有效供给却不足。农村金融供需矛盾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学界普遍认为，造成农村金融供需矛盾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存在农村金融抑制。“金融抑制”是爱德华·S·萧以“落后经济”国家为研究对象提出的理论，他认为，“落后经济”国家的政府对金融实行了不正当的干预制度，阻碍市场参加者实现应有的收入，金融关系受到抑制，阻碍了经济发展。消除金融抑制要求通过以放松管制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深化手段，实现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以市场替代官僚机构。[1]任何理论的适用性都是相对的，金融抑制理论虽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构建合理金融制度的思路，但在解决农村金融抑制问题上存在局限性。首先，金融抑制理论的分析框架是以标准化的市场经济为背景的。[2]我国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标准化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全一致。其次，金融抑制理论以一国的整个经济为研究对象，并没有考虑到农村金融的特殊性。小农经济对资金的需求具有量小、季节性强、点多面广分散性高的特点，这使得涉农金融资本运营成本增加、风险扩大。如果农村金融完全自由化，金融资本只会离小农经济越来越远。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同时又是具有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的弱质产业，所以对农业的发展应当提供特别的金融支持。金融抑制理论的局限性要求我们运用金融抑制理论指导农村金融改革时必须结合本国实际，不能生搬硬套。 　　我国的农村金融研究多以金融抑制理论为基础，从农村金融竞争、公司治理、金融绩效、农村金融生态以及农户需求不足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3]从总体上来说，以农村金融制度为对象探讨农村金融抑制问题的研究较少。金融抑制理论认为，“政府对金融实行了不正当的干预制度”是金融抑制产生的根源。因此本文拟从我国现行农村金融制度入手，首先阐述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的制度表现，其次分析了农村金融抑制制度的产生原因，最后提出了消除农村金融抑制制度的法律思路。 一、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的制度表现 　　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XX年至XX年连续四个中央一号文件都要求从农村实际和农民需要出发，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三农”的信贷投放。在货币政策方面，XX年7月、8月中国人民银行连续两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但农村信用社（含农村合作银行）没有上调，充分证明了对农村金融发展的支持。中国银监会颁布的《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若干意见》，调整放宽了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旨在解决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见在宏观层面上，我国对农村金融并没有抑制的动机，相反强调对农村金融的支持，存在的金融抑制主要是具体制度抑制。 （一）市场准入的严格限制 　　长期以来，由于市场准入的限制，金融机构以外的资本很难进入农村市场。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农村合作基金会，虽深受农户欢迎，但因为其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更主要是为了消除其对农村信用社的冲击，1997年开始被解散、清算。XX年以后，一些地方设立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但主要是以农村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县（市）联社为基础组建。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成为农村唯一的正规金融机构，缺乏有效的竞争。XX年中国银监会发布的《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若干意见》，虽降低了设立门槛，但仍然存在严格的设立主体限制，如村镇银行应采取发起方式设立，且应有1家以上（含1家）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发起人；设立贷款公司应为境内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全额出资。四大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后基本退出农村金融市场的实践证明，引导金融资本进入农村市场存在难度，农村金融市场垄断经营状况将长期存在。 （二）经营范围的严格控制 　　现有制度大多规定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以生产性贷款为主要业务。虽然农村金融机构可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但这些中间性业务在农村的市场份额很小，对于扩大经营规模意义并不大，有较大市场的农村消费贷款却受到限制。对农民消费性贷款的限制，本意是为了让支农资金更好地用在农业生产上，但却抑制了农户的资金需求，不利于金融机构经营规模的扩大，降低经营成本。对于农民来说，需要借贷的消费资金一般是必须支出的费用，当从正规金融不能得到满足时，只能求助于非正规渠道，因而付出高额利息，加剧了他们的贫困，这与农村金融支持农业生产富裕农民的根本目的背道而驰。 （三）经营地域的严格控制 　　现有制度大多规定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地域主要为当地，尤其是村镇银行不得发放异地贷款。经营地域的限制既不利于农村金融机构经营规模的扩大，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