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箫横吹》多坎坷.docVIP

《洞箫横吹》多坎坷 　　直到这时海默才理解,为何鲁韧在电影拍摄中一再坚持既要勇于揭示矛盾,又要善于掌握分寸,不禁心里充满感激之情。 　　 　　“灯下黑”深受触动 　　《洞箫横吹》是著名编剧海默影响最大的代表作,虽是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应时之作,其独特价值在于对现实生活矛盾的敏锐触及和官僚主义作风的大胆揭露。影片1957年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随后却遭到不公正的批判。 　　1955年11月,刚刚结束即将投拍新片《母亲》剧本修改的海默,又接到时任中央电影局副局长陈荒煤亲自下达的一项新任务,在三个月内完成一部农村影片剧本创作。之所以如此急迫,是因为农村题材故事片原本就是电影创作弱项,当时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声势浩大迈向高潮,亟待在银幕上作出反映。 　　海默领受任务后,立即奔赴较为熟悉的东北地区农村体验生活,向县委书记询问初级社如何过渡到高级社,从青年团那里得知一个女青年办“黑社”的经过,还实地察看一位复员军人改造“落后村”情形…… 　　海默由此作出总结:“我发现:在这些重点的合作社和集体农庄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每一个这样的地方都集中了大批干部,干部中区、县、省的都有,甚至还有中央的,他们都在那里辛辛苦苦地做着创造典型经验的工作。”“但是我发现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有名的社会主义旗帜和灯塔周围,还存在着大批贫困的农民。这些农民的生活较之先进的合作社社员的生活悬殊很大,人们起了个有趣的名字叫‘灯下黑’。这些农民从典型的合作社中,看出了自己未来的道路,他们急欲朝着这条路走……他们就在种种限制下偷偷照着那些典型的经验办起黑社来(又叫自发社)。这时,那些典型和旗帜实际上已经成为落后事物,有些典型旗帜,政府花了大批干部和资助办得并不好,而群众真正自发地,兢兢业业勤俭起家的黑社倒充满了先进经验和朝气。” 　　海默是一个怀有赤子之心的作家,对生活中的光明和阴暗都不能视而不见,返京后将实地走访所发现的这些情况,向剧本创作所袁文殊所长作了汇报,并与陈荒煤谈了“决定用文字记下高潮到来之前这段时间的农民生活场景”的意向,获得同意后很快起草出剧本提纲,继而便以日近万字的速度,于1956年1月底完成了这一被他认为是“最顺利与称心的”创作。戏中通过从朝鲜战场复员归来的军人刘杰,顶住只顾培植典型捞取个人名誉地位,漠视甚至压制其他贫苦农民的“小脚女人”县委书记安振邦的压力,排除见利忘义、蜕化变质的村长王金魁干扰,坚持和乡亲们艰苦奋斗,在自己家乡“落后村”尝试兴办农业合作社。刘杰随身带着的一支用美国飞机残骸废铝管自制的洞箫,作为贯穿道具反复出现于艰难曲折的办社过程之中,或顺利时横过来吹出欢乐笛声,或受挫折竖起来吹出忧伤箫声,成为矛盾冲突进展、人物心态刻画的生动标识,也引出了看似谐趣别致实则意味深长的片名《洞箫横吹》。 　　辗转重拍始成片 　　令海默始料不及的是,影片的拍摄却很不“顺利与称心”。起先这一任务由中央电影局下达给长影,海默曾专程与执导该片的吕班面谈自己创作意向,包括对影片主题都作了具体设计;岂知待到部分样片出来竟大相径庭,不仅剧本被改得面目全非,原来仅是官僚主义思想作风严重的县委书记安振邦,被渲染成一贯瞒上欺下、强迫命令成性的人物,村长王金魁和王凤霞本是一对兄妹,竟变成了姘头关系,而且在场面表现、镜头处理上,加了许多低俗的噱头。显然,像《洞箫横吹》这样有着严肃主题的正剧,与热衷于喜剧探索而号称“东方卓别林”的吕班并不对路。 　　看到样片之后,海默立即表示不能接受,主张必须停拍,陈荒煤则认为已经花费很多胶片,还是要长影方面加以修改续拍下去。海默坚决不同意,颇为激动地当场提出:“我宁愿今后不要薪金,并将全部稿费赔偿国家损失,只要公家发给我基本生活费就行,否则对这剧本的错误我没办法负责。”在陈荒煤出面与长影协调处理过程中,吕班态度也很强硬:“要拍就这样,修改我不干。”接着又以帮助厂里完成生产任务为由,转而上马执导讽刺喜剧《不拘小节的人》,干脆将拍了一半的《洞箫横吹》撂了下来,迫使电影局下决心改交上影重拍。 　　上影对此很为重视,鉴于导演原因初拍未能成功,特意将任务下达给刚刚分建的海燕厂,指定擅于拍摄现实生活题材影片的鲁韧担任导演。一向耿直豁达、对待工作兢兢业业的鲁韧看了剧本后,提出了三点要求:一、剧本的人物基调、矛盾性质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与编剧商讨修改;二、自己需时间深入生活,了解相关农业合作社的实际情况;三、在拍摄过程中,若发现剧中仍有不恰当的情节和语言,导演有权修改。征得领导同意后,他首先携摄影、美工一起,经海默介绍来到沈阳附近的沙岗乡红日升农业合作社,了解从过去只有17户的“破车疙瘩套,一担子挑两个驴”的穷社,发展到拥有1700多户的非常著名而富裕大社的艰苦创业历程。鲁韧等对将要体现银幕上的内容心中更为有数,也明确了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