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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的个性特征与文化表达 　　[摘要]语言不是生理的长相，但却是社会与文化的个性长相。一种社会丈化存在的明显标志，就是独特的语言的使用。一定地域内的方言不仅仅是一种物理发音的现象，更是其地域变异的历史现象，其中蕴涵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鲜明的人文心理特征，隐藏着长期积淀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深层次的涵义。因此在一些影视作品中，方言常常被艺术家构成了剧作意蕴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来暗示作者的创作契机与创作意图。方言的某种个性特征，一旦准确地用在一个特定的人物身上，与艺术表达的需要吻合，就会产生无穷的魅力。 　　[关键词] 方言 影视剧创作 个性特征 文化表达 　　在人类的精神活动和创造中，方言的形成和运用总是和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的表达约定俗成、自由灵性、形象精当，较少受到社会生活某些规则的限制和约束，因此许多方言极具鲜明而独特的个性特征。 　　由于人类的生存总是面对一个特定的地域环境，它既是人类生存的土壤，亦是人类文化创造的土壤，其中的精神创造与行为模式，可以看成是人们直接或间接地适应自然，求得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手段。语言也不例外，千百年来，方言总结了当地人民世世代代的生活经验，包含着使用者的习惯和信念，刻记着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语言发展变化的印迹，因此，一定地域内的方言不仅仅是一种物理发音的现象，更是其地域变异的历史现象，其中蕴涵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鲜明的人文心理特征。将方言看成使用者的一种个性与文化特征，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种地域文化存在的明显标志，就是其独特的方言的使用。如北京方言中厚重的古都文化色彩：沪方言中婉约细腻的吴越文化色彩；四川方言中灵气幽默的川渝文化色彩和粤语方言中浓郁的岭南文化色彩，这些都是含义非常丰富的语态，它们或婉约深沉、或狂放不羁、或幽默灵性，其传情达意是深刻而多彩的。因而，要真正认识一种地域文化，就需要从认识其语言开始。语言不是生理的长相，但却是社会与文化的个性长相。 　　影视剧人物的语言，是作者叙事语言的一个部分，是人物塑造的一个手段，是体现一个人特征的重要标志，语言方式携带着一个人的社会背景、种族文化和生活习惯等多种信息。 　　影视剧中较早使用方言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一批表现中国革命领袖人物的剧作。在这之前，领袖人物在人们的心中，是一些被抽空了个性特征与真实的“神”。因此艺术家们希望在一种全新理念的创作状态中，把领袖们从过去人们心目中的“神”，极力还原到“人”。他们努力地从造型、动作和语言上，去原汁原味地在银幕上复活那些已经过世的领袖人物，力图表现出领袖人物独特的个性，让人们感受到他们也是在中华民族这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言谈举止都带有某种文化的烙印，和普通百姓一样，与养育我们的中华大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是凌驾于世俗之上的“那一个”，而是现实社会中活生生的“这一个”。其中人物语言的原生态――即方言的运用，是这些剧作突出人物个性特征与真实性的重要手段。当时全中国人民正从过去文学艺术追求假、大、空的接受状态中渐渐苏醒过来，其社会心态、观念、意识及审美心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这些作品的写实表现，让人们在银幕上聆听到领袖们那熟悉的声音，感到非常亲切，一下子拉近了领袖与百姓之间的情感距离，把他们还原到“人”的定格。这些作品既满足了人们对老一辈革命领袖缅怀的情感需求，又符合了“他们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审美心态，获得观众极大的喜爱。这些作品从艺术创作的审美现实来说，触及到了形象鲜活的独特个性与真实，最终使这些领袖人物的形象，永恒地定格在了观众的心中。 　　电视剧《大染坊》播出以后，获得观众的承认与好评。它以其通俗的叙事模式、表演与人物语言特色，以及对地方风貌的展现，使其获得较强的可视性与观赏性。其中陈六子这个人物的塑造以及典型个性的彰显，深深体现着齐鲁文化的深厚精髓，这无疑与人物采用的憨直、仗义、纯朴和幽默的山东方言有一定的关系。 　　影片《手机》中费墨(张国立饰)的“做人要厚道”这句话，自播出以来，成为了现代四川方言的经典。人们不仅记住了这句意蕴悠远的四川话，而且传诵得活灵活现。据导演冯小刚说，用四川话来讲这句台词，能够准确地把“费墨”这个人物的精神世界表达出来。实际上这句话不仅成为这个人物的点睛传神之笔，凸现了人物的立体感，而且成为对整部影片的一种反讽与影射。它把人们对社会现状的调侃，用一种调笑的、不经意的口吻来表达，把四川人性格中那种天生的幽默、诙谐、乐观和纯朴之中又带有些许狡猾的味道，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给人们留下极大的思索和咀嚼空间。方言的某种个性特征，一旦准确地用在一个特定的人物身上，符合了人物性格、身份与社会生活环境，与艺术表达的需要吻合，就会产生无穷的魅力。 　　据悉，北京人艺将把描写关中农村生活的史诗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