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年前的那一场“春晚”.docVIP

四十七年前的那一场“春晚” 　　每年除夕央视一套“春晚”播出后，总有嫌节目老套俗气的批评之声，甚至有的观点认为“春晚”可以取消了。我却不以为然。有一份收视调查说，目前“春晚”的最大受众，还是农民。农名们一年忙到头，就图着年三十晚上的“这一乐”。对此，我还是深有感触的。 　　 　　1957年后，农业歉收，困难重重，进入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减轻国家负担，政府号召城市工人返乡务农，并组织干部带头去农村参加劳动。起先，要求下放干部“一颗红心，两种准备”，随时扎根农村；后来转成把干部定期轮换、分批下放。 　　1959年，我所在的上海医药采购供应站的一百余名干部，一起下放到宝山长兴岛长兴公社红星大队劳动锻炼，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的农村生活，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根本没有文化娱乐节目。人们唯一的精神享受，恐怕就是大队有线广播大喇叭偶尔播放的戏曲了。 　　我的父亲爱听京剧，常常带我看戏，慢慢地我也就爱上了。当时，为排解寂寞，我自己装了个矿石收音机，晚上躺在床上用耳塞收听戏曲，算是过一回戏瘾。逢到轮休，我回到上海便又是看戏又看电影。不过，和我们同吃同住的农民兄弟，肯定就没有这个福分了。 　　1960年春节将近，大队书记把下放干部的领队和我找去，跟我们商量：“社员一年忙到头，没有什么文娱活动，你们下放干部能否在春节期间为农民演些节目，让他们高兴高兴呀？”领队当即答应，却把这个“球”抛给了我。我连忙说：“我只是喜欢听听戏曲，并不会唱的。”经不起支书和领队的一再揣掇，最后我只能接受了这个任务，并立即成立文娱宣传队，由我担任队长。 　　宣传队成立后，并没有队员，需要立即招兵买马。领队当即召开全体下放干部会议，说明为农民演出的重要意义，为保证演出，同时宣布参加宣传队的同志春节期间暂时不能回沪，以后补假。经过动员，一支30多人的班子总算勉强凑在了一起。导演、演员、音乐、服装、后勤......各方人员到位之后，大家便开始商量演出内容。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量才录用”――无论是谁，只要平时唱得比较熟的选段都上。 　　记得当时定下的节目有沪剧《罗汉钱》选段、越剧折子戏《三盖衣》、舞蹈《鹬蚌相争》等，外加上一些小魔术和唱歌。节目敲定，队员们便分头行动。有的去县文化馆商借戏装、乐器和道具，有的自己动手制作小道具。演员们也开始分别排练。排练期间，就有一些农民频繁前来“探营”，还问什么时候演出。当得知能在大年夜看到文艺演出时，这些农民非常高兴，奔走相告。 　　辛苦忙碌一阵子后，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但在临演出前，很多“演员”打起了退堂鼓。他们对我说：“队长！我们平时只是喜爱戏曲才跟着哼哼，现在要化了妆在台上唱，实在有些‘吓佬佬’啊！”我拼命给他们助威打气：“为农民演出要的就是热闹。演好演坏、唱好唱坏不是主要的，哪怕荒腔走板演成‘宁波空城计’也没关系，只要让农民高兴就行啦。” 　　此外，我向他们强调了在台上保持镇静的重要性，还我特意讲了自己亲历的一个小故事。1950年我14岁时，正逢全市统一行动逮捕反革命。为配合形势、宣传成果，组织上让我作宣讲员，对群众进行宣讲。我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态度接受了任务，不料在宣讲中却出了大问题――我把“全部落网”错读成“全部漏网”！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我没有惊慌，从容镇静地马上补了一句“统统捉牢”，并顺势用手做了一个抓的动作。台下的群众没有察觉到丝毫破绽。我这么一现身说法，队员们顿时减轻了顾虑，增强了信心。 　　在农村开社员大会，向来有拖拉的习惯，所谓“七颠八倒就开会”。经常发生的事情是，通知七点开会，八点才有人来，九点才开始正式开会。但这次大年三十晚上的表演，却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通知是七点在大队部礼堂开演，结果六点不到就有人来占座，七点不到已座无虚席，连走道上也站了不少人。七点到了，节目准时开演，“演员”演得认真，观众看得仔细，现场效果极好。为满足社员要求，文娱宣传队在春节期间连演三场，场场爆满。每场演出结束，农民纷纷送来糕团让演职人员当点心。全队上下都很感动。 　　四十七年的光阴，如电光火石一般。每年除夕之夜观赏央视一套“春晚”，都不禁让我想起四十七年前为农民献演“春晚”的情景。农民看节目时，那渴望的眼神、欣喜的表情，现在想来似乎有点夸张，在那时却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我已年过七十，许多往事已然淡忘，惟独这一幕深印脑海，至今仿佛历历在目。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