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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学习方法 　　篇一：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心思想 　　摘 要：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的提出、确立、深化、拓展和综合的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由他所提出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所形成的方法论系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为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近现代转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他试图从方法论上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主义方法、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辩证法打通，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融会贯通，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启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冯友兰把历史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相结合，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冯友兰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他一生孜孜以求，所著的“贞元六书”和“三史”成为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名篇佳作，所创立的新理学形成了与熊十力、梁漱溟所建构的新心学相对峙的哲学体系，为中国哲学的创新发展和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所提出的“正的方法”(逻辑分析方法)与“负的方法”(直觉主义方法)、“照着讲”与“接着讲”的方法、“释古”方法、“抽象继承法”等在探索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推进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近代化、现代化。这里仅从三个方面简要说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的特点及贡献。 　　一、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始终都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 　　在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冯友兰自始至终都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20世纪20年代初，他初涉哲坛，就明确把比较方法、科学方法和哲学方法作为治中国哲学史的基本方法。例如，1920年底作的《与印度泰谷尔谈话》一文，其中谈到要把中国的旧东西(当然包括中国哲学)当事实来研究，所用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他所作的《柏格森的哲学方法》一文，主张分析方法与直觉方法的统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之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一文运用的是以西释中、以今释古的比较方法；1923年写成的博士论文——《天人损益论》，于1924年由上海印书馆出版时改名为《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已初步提出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1925年以后，他在研究、讲授、撰写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扬弃了中国传统的“汉学”方法和“宋学”方法，采纳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逻辑分析方法，于30年代初出版了具有中国哲学史典范意义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1937年与人合著的《怎样研究中国哲史?》一文，提出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六种方法，即钻研西洋哲学、搜集哲学史料、详密规划迹团、探索时代背景、审查哲人身世和评述哲人哲学，构筑了较为系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他于30年代中期对“释古”方法的阐释，30年代末关于“照着讲”和“接着讲”的提出，40年代对“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的系统论述，丰富、深化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并创立了融贯中西的新理学哲学体系。五六十年代，他在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观点与资料的统一作了引申发挥，并提出了“抽象继承法”和“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作了新的拓展，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独立完成两卷《中国哲学史新编试稿》。80年代，他在总结以往中国哲学史研究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主动、大胆地走出政治化思维的藩篱，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作了新的诠解，提出了阶级观点和民族观点的统一、“学院式”研究法和“书院式”研究法及“双译法”等，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作了更高的综合，他也因此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总之，冯友兰在他长达四分之三世纪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方法及方法论始终是他关注的中心。由此我们可以断言，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自觉探索，是他成就“三史”“六书”的重要前提，也是他始终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前沿并成为领军人物的关键。 　　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西方哲学的方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的融会贯通 　　在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主流是援引西方哲学的观念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20年代，冯友兰先是受实用主义的影响，后期开始转向新实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50年代至晚年大体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早期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基本上沿着胡适用西方的哲学方法、科学方法以改造传统哲学方法的方向。胡适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为其方法论的核心，倡导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的统一，主张杜威的“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实验的方法”)、“历史的态度”(“历史的方法”)，赫胥黎的“存疑主义”，以及“拿证据来”的原则，将科学方法、逻辑方法和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