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苏轼与黄庭坚诗歌)比较精选.doc

其七 （宋诗） 《初到黄州》 《次韵蓋郎中率郭郎中休官二首》（其一） ——谈二者的宋诗特征及风格差别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唐代的确是一个“菁华极盛，体制大备”的时代，然面对唐诗的极盛，宋人并没有一味循其声貌体制，而是在继承吸收唐人以及前人的诗艺基础上，又另辟蹊径，形成了与唐音面貌迥然有异的宋调，并且成绩斐然，差可以与唐诗比肩。于是乎，唐宋诗之争便成为了一大公案，历来诗论家持论不一，褒贬各异，而唐宋诗之争也历经数代、争论未已。张毅主编的《宋代文学研究》中的“宋诗学研究（上）”一章中对此有一甚为详备的阐述，对南宋时期、金元时期、明代、清前后期的唐宋诗论争做了一个总括式的介绍和评说，同时也介绍了20世纪以来近现代学者对唐宋诗的研究状况。在论争和探讨中，宋诗的特征逐渐被认知、开掘开来，宋代严羽于《沧浪诗话》中言简意赅地指出其与唐诗“直是气象不同”，并且将其特征归结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此说虽并不全面，且严羽是在其“诗主盛唐”的诗学思想下言及的，但“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确在很大程度言中了宋诗的特征，成为了后世论宋诗的经典。今人钱钟书先生以体性之异论唐宋诗之别，别具慧眼、甚为精到，指出“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并且在《全宋诗》序中称道宋诗的“流派之众多，内容之充实，艺术之精湛”；程千帆先生也提出“唐诗近风，主情，宋诗近雅，主意”，缪钺先生在其《论宋诗》中，对唐宋诗的差异作了详细的区分“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腆；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并以芍药海棠，寒梅秋菊等一系列物类作譬喻来说明之，并且说“盖唐人尚天人相半，在有意无意之间，宋人则纯出于有意，欲以人巧夺天工矣”，并且就“用事、对偶、句法、用韵、声调”诸端对宋诗的特征作了详细的论述。 概言之，宋诗的特征是和唐诗迥然有异的，并且也是丰富多样的，且不同时期的宋诗，不同作家的宋诗，其风格特征也是不同的。而苏轼和黄庭坚皆为北宋的诗文大家，并称为“苏黄”，是宋诗的代表人物。然而，由于性格、才识、经历等不同，两人诗歌的特征也是颇为不同的，这一点，已经被历代诗论家所体认，下面，我们通过对其具体诗歌的赏析来看其差异。 初到黄州（苏轼）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这首诗写于元丰二年底（1079），苏轼得脱“乌台诗案”之狱，被贬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并于次年抵达黄州。从此诗的题目便可以看出，这是苏轼初到黄州时所作。这个背景是甚为重要的，观苏轼一生，很早就成为了文坛领袖，并且最初在仕途上也甚为得意，然其后却在新旧党争中备受排挤倾轧，而乌台诗案则给了诗人沉重的打击，以至于一时间他甚至认为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写下了“是处青山可买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而出狱后又被贬谪至黄州，且到了黄州之后，他所受的迫害还没有结束，在黄州，苏轼“困踬之甚，出口落笔，为见憎者所笺注。儿子自京师归，言之详矣，意谓不如牢闭口，莫把笔，庶几免矣。”残酷的文字狱已经让诗人饱尝了仕途的凶险，而贬谪之地又有严密的监控，这些都导致苏轼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张毅在《苏东坡小品》中指出“贬谪黄州，是苏东坡思想和创作的重要转折点，可以以此为界，将其一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他那种谈笑于生死之际的旷达情怀，那种经历磨难而始终乐观向上的精神，和任性逍遥、随缘自适的创作个性，是在贬谪黄州之后才真正树立起来的。”而苏轼自己也在《与子明兄一首》中说到：“吾兄弟俱老矣，当以时自娱。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 于是这一时期，苏轼身上早期的那种豪放雄奇渐渐积淀成清旷澹和，追求平淡自适。思想的转变，反应到文学创作上，便是其创作的重心“由对社会政治的关注转向对出处生死等人生问题的思考。在社会政治危机四伏、仕途风浪险恶的情况下，庄佛思想促使作家转向心灵的自我体认，转向内省”。而苏轼的思想又是糅合了儒释道，这让他得以超脱于世俗之上而又与人世并无阻隔，敏锐地感知人世冷暖炎凉而又不为世态丑恶凶险所击倒。对于世间的穷苦凶险磨难，苏轼感受得甚为深切、痛切，而儒家的进取、道家的齐一以及释氏的融通在他身上汇融，使他身处逆境时会感到悲伤而又不会绝望。他的感受是真切的、丰富的、复杂的，而正是这些真切的丰富的复杂的感受给了他诗文上的灵动鲜活，而哲思又带来了其境界上的超脱和清旷，于是他的诗歌往往是有着深刻的思理而又蕴含着真切深厚的感情，是一种富有情韵的议论。他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