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论.doc

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论 （1） 多年来有一种广为流行的历史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有说者或云，这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中存在一个所谓超稳定的政治控制系统。且以伪科学的形式，对这种意识形态加以数理化的处理。 关于中国历史的停滞不前，是一种由来久远的说法。毛泽东认为：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然而此说法之源头实出自17-18世纪从欧洲来到中国的传教士。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谈到中国时也引述了这种说法。他认为： 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谈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如今日的情状。但是它从未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历史的东西。（参看《历史学哲学》中译本第161页，三联旧版） 黑格尔的这种说法发表于19世纪20-30年代，即近200年前。那时西方人们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所知不过皮毛而已，产生这种印象并不足怪。但令人惊异的是，至今许多人，包括一些精英人物，每批判中国历史仍抱持这样一种看法，以至据此而对中国文化及中国历史持一种轻蔑与鄙夷。这真是中国历史学的莫大悲哀。因为这一观点既不符合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事实，同时表明我们的历史哲学是多么地缺乏进步！ （2） 自夏商周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发展历程，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在规律与特性，而与欧洲为中心的西方社会历史非常不同。虽然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奴婢制度（直到清代仍有家奴制度），但是至今没有发现确切的历史资料或者考古证据，可以证明中国经历过所谓奴隶制社会形态，即郭沫若所描述的那种类同于古希腊罗马模式的奴隶制社会。实际上，夏商周三代既非如郭沫若所描述的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野蛮奴隶制度，也非如张光直所描述的盛行巫术的准野蛮文化。 中国实行封建政治制度的时代是在西周。但周代世官世禄的封建宗法制度，与欧洲以教皇、骑士、封地为特征的Fendalism（封建主义）是极其不同的两种社会制度，殊不可等同而语。至于秦汉以后，中国古代社会与文明的发展道路更具有自身鲜明的独特性，与西方历史发展方式和道路截然不同。 不澄清以上诸点，对中国古代历史就很难形成理性的认识和理解。 （3） 尽管中国历史的发展现象错综复杂，脉络极为纷繁。但从一种宏观的观点去俯瞰，忽略掉历史进程中那些复杂的色彩和枝节，我们却可以把握到一个总体性的进化之流。这个进程体现出人性走向自由，社会走向民主，制度走向进步的很难逆转的一维性流程。 使治史者常会感到惊讶的一点是，中国历史上陷入长期动荡的那些时代，恰恰又是中国社会在制度形态上发生重大变异和演进的时代。例如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晚唐五代之际以及宋元、明清之际，特别是1840年以来的近现代史。这一现象似乎印证了《资本论》的一个观点：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782） （4）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曾存在过十个统一大帝国--秦、西汉、东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从第一帝国秦到第十帝国清，绝不是重复着同一的政治经济制度（所封建制度），重复着同一的社会文化形态。实际上，自秦到清的二千年间，中国社会制度从经济基础、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到社会生活，都发生了翻天复地的深刻而重大的变化。 大体言之，就经济基础论，中国的秦汉时代是国家农奴制的社会。农民对国家承担着沉重的无偿徭役义务。汉代的农民被牢固地绑锁在国家分派给他从事耕作的土地上。以至可以随同田地一同被转让、赠与或赏赐。这是一种强有力的人身依附性政治和经济关系。国家政权用强有力的暴力手段（严刑苛法）维持着这种关系和制度。 魏晋时代门阀土族兴起，在两晋南北朝时代，国家农奴制蜕变为农民依附于豪门或豪强的领主农奴制度。东汉末年曹操废除两汉口赋、算赋之征，徭役渐有所减轻。 通过南北朝到唐中叶的社会变革，豪门强宗的领主农奴制被打破了。隋唐的均田制，实际是一种国家土地租佃制度。农民以丁口为单位，通过屯田、均田、更名田等形式从国家的手中分得自己的一块份地（有露田、桑田、口分田、世业田等名目）。向国家缴纳实物形态为主的租税，即租庸调，而徭役则大为减轻。汉代一个农夫一生中（自20岁到70岁），必须为国家远征侍服两年以上的无偿官役，成丁男女每年还必须在本郡县服一个月以上更卒之役。而在隋唐租庸调法下，每丁口一年服役减少到仅为20日。 这表明，通过均田制和租庸调的新法，农民由对国家或贵族领主承担着沉重徭役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身份逐步获得解放，转变为耕作份地的人身具有半自由的国家佃农。 唐代中叶以后，均田制瓦解，大地主庄园制发展起来。五代北宋后庄园经济成为土地的主要占有形式，殆到明清时期庶民地主的私有土地在社会中已占据于绝对优势。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