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文献学的流派.doc

论中国古代文献学的流派 （柯平 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 摘　要:中国自古以来即重视文献及其整理,古典文献学渊源流长。学术界关于“校雠学即文献学”之论并不全面,校雠学和目录学都是古代的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有校雠文献学、目录文献学、广校雠文献学三大流派,三派均来源于孔子的整理典籍,至汉开始分流。校雠文献学注重文献的甄别与整理,以校勘为中心;目录文献学注重收集与整理、揭示与利用,以目录为中心;广校雠文献学重视文献的阐释与整理、编纂,以学科为中心,目录、校勘、版本只是其工具。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主体是文献整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古典文献学的精华。 中国自古以来重视文献及其整理,文献起源之久远、种类之众多、数量之浩广、整理之频繁,蔚为大观。自孔子整理图书,由此产生了关于文献及其整理的专门学问——文献学。然而中国文献学的源流甚为复杂,大而论之,有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之分,笔者已作过专题研究。具体来说,古典文献学较现代文献学复杂,由于古典文献学之中门派交叉较多,学科争议不断,理清其源流本末,还需要作专门研究。 校雠目录皆文献学论 中国“文献学”最早由郑鹤声、郑鹤春于1928年正式提出。郑氏二兄弟1928年写成、1933年出版的《中国文献学概要》,从“文献”二字义去解释“文献学”:“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刷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谓之文献学。”此后,“文献学”被广泛接受,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纷纷问世,并成为当代包举图书、期刊各类文献以及文献整理各项活动之科学。 中国古代没有“文献学”的概念,学术界探寻与文献学相对应的学科术语,乃有校雠即文献学论。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凡是有关整理、编纂、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都由校雠学家担负了起来。假若没有历代校雠家们的辛勤劳动,尽管文献资料堆积成山,学者们也是无法去阅读、去探索的”[1](P4)。范家永也说:“在我国古代,没有专门文献学和文献学家这一名称。但是,校雠学家负责有关整理、编纂、注释、校勘古典文献的工作,因此,校雠学实际上就是文献学的别名,校雠学家也就是文献学家”[2]。 之所以用校雠等同于文献学,是将“校雠”包举了与文献有关的校勘、目录、版本、编纂等各项活动。然而,“校雠”的本义并非如此。“校雠”一词最早见于《别录》,刘向解释为“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其“校雠”本义是校勘文字篇卷,只是刘向整理图书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宋以后,“校雠”含义才不断扩大,郑樵《通志·校雠略》扩大了刘向“雠校”范畴,如钱亚新所言“郑樵所取之义,则较为广泛。举凡设官专守,蒐集图书,辨别真伪,校订误谬,确定类例,详究编次,设法流传等,均包括在内。因此,所谓校雠略,就是研究与图书有密切关系的各种学问的纲要”[3]。如果以校雠等同文献学,那么宋以前除“校雠”以外的其它文献整理活动就被排斥在文献学之外。因此,校雠只是古典文献学的一个重要部分。 宋以前与“校雠(校勘)”相应的“目录”是文献整理的重要环节。汉刘歆《七略》中有“《尚书》有青丝编目录”,班固在《汉书叙传》中也说“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述《艺文志》第十”。向歆父子整理文献,先有校雠,后有目录,其文献学既包括校雠,也包括了目录。 校雠学与目录学均产生于西汉向歆父子。章学诚《校雠通义》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朱一新也说:“刘中垒父子成《七略》一书,为后世校雠之祖。”[4]龚自珍说:“中垒以降,校雠事兴。”[5]容肇祖说:“中国目录学的功夫,始于汉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6]刘纪泽说:“目录之学,启自西京,子政撰《别录》于前,子骏成《七略》于后。”[7]因此可以说,向歆父子既是校雠学之父,也是目录学之父。如果说西汉是中国文献学的奠基,那么校雠与目录就是两块沾连的奠基石。进一步溯源,可上溯到孔子的文献整理,余嘉锡有言:“目录之学,由来尚矣!《诗》、《书》之序,即其萌芽。及汉世刘向、刘歆奉诏校书,撰为《七略》《别录》,而其体裁遂以完备。”[8]从孔子整理六经开始到西汉征集图书、整理图书的活动,形成了搜罗异本、比勘文字、汇编目录三者为一体的文献学,校雠学、目录学由此而生。而校雠与目录的活动可再往上溯,孔子的七世祖周末宋国大夫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被称为从事校书之开端。“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隋书经籍志》),目录活动可推至殷商时。但仅知有此事,不见理论或方法,不能作学科之始。如是,中国文献学起源于春秋时期,孔子应是中国文献学的鼻祖。 据此,笔者提出校雠学是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