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承诺与激励——理解中国农业生产激励变迁中的国家角色 Information, Commitment and Incentives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Policy on Production Incentives in Rural China.doc

第３３卷第５期财经研究 ２００７年５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０１．３３Ｎｏ．５ Ｍａｙ．２００７ 信息、承诺与激励 ——理解中国农业生产激励变迁中的国家角色。 张殿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平均化的分配方式和退出权的剥夺导致人民公社内部的作物生产激励不足。 但由国家管制政策引起的作物生产激励问题经常被研究者所忽略。文章发展了信息分权 基础上的国家承诺分析框架，由于工业化目标，国家通过建立人民公社以降低治理成本， 其中，人民公社承担了收集、处理作物种植信息并提取相应农业剩余的职能，从而导致人 民公社面临严重的外部激励问题。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财政困境促使国家放松对农业部 门的组织化治理，允许以家户为单位的作物生产方法。这事实上放松了对作物生产的信 息控制，由信息分权引起的国家承诺具有可信性，有效地增加了农民权利的安全性及其生 产激励，构成农业部门生产效率改善的重要源泉。 关键词：人民公社；信息分权；承诺 中图分类号：Ｆ３０；Ｆ０６１．３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ｉ００１—９９５２（２００７）０５—０００４—００１４ 一、引言 建国后的中国农作制度变迁先后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互助组、初级社、 高级社、人民公社和家庭责任制等阶段，本文关注的是这一系列变迁过程中， 尤其是人民公社期间农户的生产激励问题。作为主导中国农村长达１／４世纪 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获得了极大的关注，而相应的农作制度变迁引起的农业 生产率变迁同样引起激烈的讨论。其中，最具影响的是由Ｌｉｎ（１９８８、１９９０）提 出的假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假说也构成了评价中国农作制度变迁效率的标 准。Ｌｉｎ认为，合理的分析框架必须能够逻辑一致地解释农户劳动态度在不 同时期，尤其是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农业危机前后的差异，因为在１９６２年之后，拥 有资源所有权及剩余收益分配权并组织生产的生产队在规模上与农业危机发 生前的初级社并无区别。基于这一标准，Ｌｉｎ（１９９０）认为：在１９５８年人民公社 建立之前，农民拥有是否加入合作社的自由，即当他们察觉到加入合作社不如 单干合算时，可以无障碍地回到单干状态。鉴于农事活动的物理特征——分 散且难以监督，退出的自由促成了合作社成员之间可自我实施的合约安排，为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一０１—２８ 作者简介：张威（１９７５一），男，安徽萧县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４? 万方数据 张威：信息、承诺与激励 获得由合作产生的长期规模收益，避免合作社同伴退出的威胁，农民有足够的 动力在合作社中勤勉地耕作。而人民公社建立后，作为自我保护手段的退出 权被剥夺，这意味着合作社成员之间的博弈结构由重复变为一次性。因此， １９５９年突然爆发的农业危机不过是不可避免的“囚徒困境”式的集体偷懒的 结局。在危机之后，尽管人民公社的组织结构做出了某些调整，如确立生产队 的资源所有权及其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允许农户保留少量自留地等，但由于 其强制性，人们始终提不起集体劳动的兴趣，从而使农业生产率长期低迷不 振。随着农户生产责任制（ＨＲｓ）的引入，作为剩余索取者的农户不存在监督 问题，劳动积极性自然提高①。 尽管这一假说被广泛引用，但是仍然受到了一些针锋相对的挑战，Ｄｏｎｇ 和Ｄｏｗ（１９９３）在Ｍａｃｌｅｏｄ（１９８８）的“退出成本”理论基础上，指出限制退出对 于维持有效的合作社而言更加重要；Ｄａｔｔａ和Ｌｉｕ（１９９９）则认为公社由于无法 对偷懒者实施惩罚（开除偷懒者）而陷入低效率；Ｃｈｉｎｎ（１９７９），Ｓｅｎ（１９６６）， Ｐｕｔｔｅｒｍａｎ（１９９０）都强调了合作社内部以“按需分配”为主的作物分配规则弱 化了社员的劳动激励；另外，Ｌｉｎ（１９８８）揭示了“工分”这一意图反映社员劳动 质量和数量的指标的无效性，因为在极其棘手的监督问题面前，“工分”缺乏反 映农户边际劳动水平的充分信息，从而“按劳分配”原则根本无法加以落实；周 其仁（１９９４）指出，由于作为农事生产监督者的社队干部并不具有剩余索取权 且难以在官僚层级中获得擢升，缺乏监督激励，进一步削弱了被监督者的生产 努力水平；刘民权（２００３）考虑到人民公社内部成员承诺形式的多样性，对成员 间努力水平的差异也做出了解释。 可以看出，以上讨论都将农业合作社理解为一个生产团队，团队内部的权 力配置和剩余分割构成决定团队绩效的关键因素。而人民公社不幸地具有低 效率团队的几乎所有要件：高昂的计量成本、不完全监督、努力水平与剩余分 配之间的不相干，出现集体偷懒的困境也就不足为怪。但是，研究者大多忽略 了合作社之外的因素，尤其是国家（政府）行为对合作社生产激励问题可能产 生的影ｇ向（Ｐｕｔｔ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５）⑦。本文尝试寻找政府政策在农户生产激励问题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