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何新的国学研究与古典汉学传统.doc

论何新的国学研究与古典汉学传统 【黄世殊，粤籍学者，研究何新先生著作多年。著有“何新学术思想人生漫评”、“何新与培根论人生”等。本篇是黄世殊的最新力作。】 导论 两年前，笔者在《中国古典学术流变述略》一文，曾经从宏观角度追溯了中国古典学术精神的起源和演变大势，简略分析了20世纪以来旧式学术衰微不振的社会历史原因。并初步探讨了何新国学研究对古典学术的继承和创新。目的在于重新认识中国古典学术的伟大传统，重估古典学术人文主义精神所蕴涵的历史价值,以期引起识者对于未来中国文化与学术发展的深入思考。 由于这一历史考察的粗略性质，未能对古典学术的基本方法作具体而微的介绍。所以，本文将继续尝试从历史角度，进一步讨论中国古典学术与现代人文学的关系，提出若干不成熟的看法，藉此初步疏理何新国学与古典学术的传承关系，阐述何新国学研究对传统学术的创新和发展意义。 虽然传统小学包括文字、音韵和训诂三种基本方法，但小学、朴学之精髓在于通过训诂和训释古语古字的音义。因此，在具体探讨古典学术的研究方法时，我将主要使用传统训诂学这一术语。而在现代学术角度的意义上，我也将同时使用何新先生所创立的“古典经学解释学”术语——特用以指谓训诂学这一门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古典语文学。 必须指出的是，关于古代文献的解读方法及其哲学背景问题，何新先生在前世纪80年代所撰写的《论远古神话的文化意义与研究方法》（《诸神的起源》结语）和《论古典经学解释学的现代意义》（《龙：神话与真相》序言）这两篇文章中，已经作了具有总结性的深刻论述。所以，读者欲深入了解传统训诂学和何新国学的哲学背景及其方法论意义，当先取此而合观之。 本文拟在此基础上，绍搜旧籍，旁摭近说，比较异同，略申己意。或对于阅者理解古典学术传统与何新国学研究之内在关系，不无稗益云尔。 兹述之如次： 一、“小学”的古典涵义 中国古典学术是以经学为核心、经史为主干的学术文化。而古典学术最根本的研究方法是传统训诂学。这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古典语文学，渊源于春秋时期儒家孔子的经传训诂学，大体上经历了先秦小学、两汉经学、清代朴学这三大阶段，基本对应于传统训诂学的起源、成熟和极盛的三种发展形态。 在中国古典学术的早期历史里，曾经诞生了老子、庄子、惠施、公孙龙等善于作哲学思考和逻辑名辩的人物，也曾出现过魏晋玄学、六朝佛译、禅宗佛学、宋明理学等极具时代特色的学术。但形上思辨哲学传统,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居于主流。所谓“天道远，人道迩”。由于农业经济的发达，中国文化从先秦古典儒家以后，就表现出注重现世生活、疏于哲学玄想的特点。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古代中国之“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章太炎撰“驳建立孔教议”，《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1版，第689页)因此，中国人很早就具有“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民族性格。但由此却产生了一种重视文治教化和社会治理的务实精神。渊源古老、流脉深厚的儒家理性主义，使历代中国文化政治精英的注意力，都集中于政治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等经世致用之术方面。个人修行讲求立德、立功、立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政治学方面的最高理想是“正德”、“利用”、“厚生”。符合于这一理想的人物（例如三皇五帝、周公、孔子），即可垂为不朽。因此，早期中国古典学术即忌讳“空言说经”、漫诞无际之论。这也正是清代汉学对宋明理学能够取得胜利的历史基础。 由于中国文化是建立于世界独一无二的汉语基础之上，形制独特、功能多样的汉字系统，使得传统小学——经传训诂学几乎从一开始，就具有作为古典学术工具的先天性质，从而成为中国传统学者用于研究古典文献的根本方法。 长期以来，国内外论者在考察中国文化时普遍持有一种观点，即认为汉语和汉字在表意上的歧义性，是导致中国古代哲学不发达的重要原因。汉语不适于表述严密的逻辑思维，所以古代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和哲学著作。这一观点的代表性人物，在西方学者中是集古典哲学之大成的黑格尔（他似乎也是最早创此说的人物）。在中国学者中，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主张西化的新派学者（如胡适、钱玄同等）。而八十年代的何新先生在《中西学术差异：一个比较文化史研究的尝试》（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年第2期。后收入《中国文化史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一文里，也曾经持这种意见。不过，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何新后来反思和修正了这一观点。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其实产生于对汉语和汉字文化功能的重大误解。其失误在于，一方面是以西方文化传统和学术范式简单套用于中国文化的描述。另方面，是没有将汉语书面表达的古典形式——文言文与汉字本身功能严格区分开来。实际上，这种观点暗涵着这样一个逻辑推论：既然汉语和汉字是如此地不适合作哲学思维，那么，建立于此种语言文字文化土壤之上的中国，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