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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趋完善的金融服务法 　　在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后，各主要金融市场国家都在酝酿金融市场体系的改革。然而，试图改变既有金融体系的各种努力，难免遇到各种考验。一方面，金融体系改革将改变金融市场现有的利益格局，必然存在改革支持者和反对者。另一方面，金融体系改革必须契合特定国家的制度环境，必须整体评估现有金融体系，重视金融监管体制的本土化问题。在全球金融危机发源地的美国，奥巴马提出的金融体制改革方案受到共和党的指责，就揭示了金融体系改革任重道远。笔者于2008年末与郭丹博士在《河北学刊》上发表《我国证券法的未来走向—关于金融消费者的法律保护》一文，主张我国应当制定金融服务法，以规范金融服务者和金融消费者在金融产品的交易和服务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对于这项建议，虽有部分学者持保留或者反对意见，却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可。经过反复思考，笔者认为，我国制定金融服务法既有理论基础，也有实践依据，这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制的可行技术路径。 　　一、现有金融体系是以“机构金融”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然而，该理论已不符合当今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应当改以“关系金融”为其理论基础。 　　古典乃至现代金融理论通常是站在金融机构立场上观察金融现象的，主导金融和金融法制的理论可大致归入“机构金融”理论。从金融运行来看，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发挥了主导作用。金融机构及其从业者负责开发或者销售金融产品，促进货币或者资金流动，在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重新配置社会资源，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均衡发展。与此对应，监管者重视对于监管金融机构及其从业者的监管，以期降低金融活动风险，并最终实现金融服务的公众性。在规范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中，各国对于金融业采用的特许制审核制度，在客观上强化了金融机构及其从业者在金融业的独占地位，金融机构、金融从业者以及监管者俨然成为金融关系的主角，投资者或者消费者长期处于配角地位。 　　在我国，金融体系也是以“机构金融”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因而高度重视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初步形成了“中央银行+金融三会”(简称“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体系，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依照人民银行法承担执行货币政策、负责人民币发行和管理人民币的流通等职责。银监会依照商业银行法负责监管商业银行以及信贷市场，保监会依照保险法负责监管保险公司和保险市场，证监会依照证券法负责上市公司、证券市场以及证券机构及其从业者的监管。根据三部金融法，商业银行、证券经营机构、上市公司以及保险公司无疑成为了政府监管的重点，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也逐渐成为了特定行业的法定管理者。 　　在金融市场不断变化的今天，这种看似结构清晰的金融监管体系显得有些不切实际。一方面，在各种金融机构向公众发售各种金融商品中，多数商品已不是单纯的银行、证券或者保险商品，而是带有复合性的金融商品。复合性金融商品在理论上可以由多个监管机构协同监管，在实践中则出现了行业监管真空或者壁垒。另一方面，金融控股公司已逐渐成为金融机构的主导形式，其内部隔离机制虽可限制信息和资金的内部流动，却难以清晰展现分业经营的特点。不仅存在非银行金融机构持有银行股份的情况，也存在银行持有或者控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情况，金融混业的趋势至为明显。保险公司发售的投资型保单，就在挑战这种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模式。投资型保单兼有保障和投资的双重属性，投资型保单因具有保障性而可纳入保险监管体制，又因其投资性而可纳入证券监管之列。然而，在分业监管模式下，即使投资性保单有“非典型基金”的叫法，投资者却无法享受证券法提供的周密保护。这至少说明，“中央银行+金融三会”的监管模式已难以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趋势。 　　金融作为货币或者资金运动的特殊形式，应当服务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应当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资源，而不应成为金融机构或者金融从业者的专属物。在当今社会，公司等商业组织更多地采用金融形式安排未来的生产和经营，普通消费者更多地采用金融形式进行生活消费，各种金融形式交互作用，金融在功能上不断提升和扩张。与此同时，金融监管特许制度也在发生松动，现代金融正在脱离机构金融理论的限制，逐渐吸收“功能金融”理论的合理成分。身处金融体系和金融理论的重要转型时期，以机构金融为支点的传统金融理论或将继续发挥作用，必然面临功能金融的强大冲击。金融体系不应枉顾新的发展趋势，金融理论也不应在机构金融理论上徘徊，金融必将从金融机构的独占资源演变为可由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资源。 　　二、金融服务法应当将金融交易和服务作为规范重点，金融法学应当借鉴“功能主义”或者创设“关系金融”理论，促进实现金融监管与金融自由的动态平衡，并与市场目标监管模式相匹配。 　　在金融法学中，存在两种代表性的研究角度：一是，从金融监管角度分析金融产品、金融行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