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试论出土文献对古代史研究的重要作用.docxVIP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课程班课程论文课程名称： 中国古代史 任课教师： 张荣强 教授 授课起止时间： 学生姓名： 王玉珂 研究生院 制试论出土文献对古代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一、出土文献的历史学研究意义李大钊在其《史学要论》中说：“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人类历史是建立在人类生产活动基础之上的人类自我完美的自然发展过程。历史学能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为人类的发展指明方向，而历史学为人类提供借鉴作用的大小则取决于它的客观真实性程度。所以史学是求真的学问。“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 。“历史”有自己的特点，与其他学科研究的对象有所不同。历史随时随地在发生，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消失，其客观性也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或者改变。历史认识涉及相互影响的三个方面：客观的历史实际、历史资料、历史研究者。这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自然科学工作者可以对研究对象反复观察，重复实验，研究者能够直接观察研究对象。历史研究者所研究的历史过程不能重演，大多数情况下，历史研究者并不能亲眼看到客观的历史实际，他要认识历史实际，必须通过历史实际遗留下来的遗迹——史料来进行。也就是说，史料是历史研究者认识历史实际的中间介质。这就是历史研究比其他研究特殊的地方。传统史学的研究，多依据传世文献，因纸质文献不易保存，在流传过程中，受各种人为因素（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制约，总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歪曲和变异。而考古获得的文字资料就不一样，它是我们能直接看到的古代原始遗存（也有极少数出土文物为后代仿前代的），因此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现代考古学产生、发展以来，不断发现的大量出土的文化遗存中的文献资料，为史学特别是古代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材料，为历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王国维在其《古史新证》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王氏提出的著名的“两重证据法”，在史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主要理论为：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由此可见，王陈二先生所谓的“新材料”即指考古发现，考古发现中的出土文物尤其是文献资料对古代史的释史、补史和证史起着极其重要作用。如1972年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银雀山汉墓出土的7500余枚竹简中，同时包含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两部书籍，解决了关于孙膑、孙武是否同为一人的历史悬疑等问题的争论。又如1995年山东长清灵岩寺重新发掘的鲁班洞，使唐天宝元年（747年）李邕撰并书的《灵岩寺碑颂并序》重见天日。这是目前研究灵岩寺唐代历史最重要的文献。该碑最早著录于赵明诚《金石录》卷七，毕阮、毕元《山左金石志》卷十二录有大部分碑文，但当时原碑佚失，清咸丰六年（1856年）又为何绍基访得，今存鲁班洞遗址内。虽然碑身残断，有近四分之一的碑文不能通读，但仍保存了不少重要的信息。兹据《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五七，并对照原拓，摘录有关文字如下：高宗临御之后，克永光堂，六悲之修，舍利之□，报身之造，禅祖之崇，山上灯□，□功宇内。卢舍那之构，六身铁像，次者三躯，大□金刚，□□增袤。远而望之，云霞炳焕于丹萧；即而察之，日月照明□道□。皆帝王之力，舍以 国财，□象之……所谓高宗临御，指麟德二年十二月（666年1月）唐高宗李治与皇后武则天封禅泰山并驻跸灵岩一事，《旧唐书·本纪四·高宗上》：“（麟德二年）冬十月戊午，皇后请封禅，司礼太常伯刘祥道上疏请封禅。……十二月丙午，御齐州大厅。乙卯，命有司祭泰山。丙辰，发灵岩顿。”。鲁班洞出土的李邕碑文明确记载当时由帝王皇后的事迹，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对真实历史的恢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96年灵岩寺内发掘出土的唐宋建筑遗址般舟殿，该遗址底部为唐代构筑的台基，上部叠压有宋代台基，同样是因为发现镌刻于大殿基座壼门石上和殿前小龙虎塔上的文字纪年，并对应现存的的建筑遗址的形制、法式特征后，从而使得该遗址的断代和历史沿革变得较为明朗。二、出土文献概况历史研究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是搜集材料。第二步是分析研究。第三步是综合成文或专著。经过了这三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