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与城乡一体化.pptVIP

“三农”问题与城乡一体化 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 徐文华 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十七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一、“三农”问题解读 （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必解难题 农业、农村和农民是农业社会的既有特质，将“三农”作为“问题”来看待和研究则是工业文明以后的事情。因此，在现代社会科学的视域里，“三农”具有传统和现代的两极化属性：既是传统社会的主要领地和象征，也是任何传统社会进入现代国家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 （二）困扰中国的世纪难题 在中国，“三农”成为“问题”而凸显出来，虽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但是“三农”的存在由来已久，上世纪30年代初，我国就提出了“农村破产、农民贫困、农业衰败”这三个问题，现在看来这就是三农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当时在一些学者的发动下，掀起了乡村建设运动。 乡村建设运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外侵内战，中国农村经济萧条、民生凋敝。一大批有识之士挺身而出为救活中国农村而努力奋斗，他们从不同的理论体系出发，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张，或注重农业技术传播，或致力于地方自治和政权建设，或着力于农民文化教育，或强调经济、政治、道德三者并举。他们殊途同归，都是持改良主义的主张为衰败的中国农村寻找一条出路，史称“乡村建设运动”。 “乡村建设运动”一时风起云涌，热火朝天。据统计，当时全国参与“乡村建设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达600多个，建立各种实验区达1000多处。 主要派别有： 米迪刚、米阶平兄弟的“中华报派”，米氏兄弟认为中华文化原本优于西方文化，“当吾国文化大放光明之时，彼等不过北欧一蛮族耳”，现在要复兴国家、复兴农村，就应“以上古文化和儒家实学为依归，主张学成之士一律回乡，担任村长，兼任校长，发展教育，实行政教合一以为张本。”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梁认为中国的衰败是因为极端的文化失调，企图通过乡村建设来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重建。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晏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是愚、穷、弱、私四病，主张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并用学校、社会、家庭三大教育方式作为实现途径。 陶行知的“教育改进派”，提出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创办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使乡村学校成为改造农村生活的中心。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主张“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会革新之基”。 阎锡山的“村本政治派”，在山西提倡“村本政治”，力图保境安民，发展农村经济。 还有卢作孚在四川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村建设。 其中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和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的理论最系统，实践最有成效，对后世影响也最大。 乡村不动的原因 乡村建设运动没有取得改造中国社会的良好效果，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最深刻的矛盾，抓住最根本的问题。 梁漱溟把中国衰败的原因归结为向西方学习，陷入了东不成、西不就的状态，导致极端的文化失调，犯了文化至上的错误。他企图以传统文化来重建中国，结果成了“集各种农民于一体的垃圾堆”。（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语）。 晏阳初则把中国衰败的原因归结为“愚、弱、穷、私”四病，而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是倒结果为原因，以现象为本质。 梁漱溟、晏阳初持改良主义的主张，一不能解决民族矛盾，二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始终找不到中国问题的关键。因此不管他们的态度多么热忱，精神何等可嘉，总是得不到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梁漱溟无可奈何地说：“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们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仅不动，甚至因为我们动，反来和我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此足见我们未能代表乡村的要求！我们自以为我们的工作对乡村有好处，然而乡村并不欢迎，至少彼此是两回事，没有打成一片！” 三农问题的提出 时隔70年后，我国学界提出三农问题以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春桃夫妇的的《中国农民调查》等的发表为标志。尤其是李昌平，这位当了17年基层党委书记的经济学硕士喊出了“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境况，激发了学术界对三农问题前所未有的关注，三农问题大概也是那时提出来的。由此时起，三农问题的研究至今方兴未艾。 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在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具体部署。2004年至2011年又连续八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三农”问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 (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