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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他在法律援助中追求“和谐” 发布时间:2014-12-24????来源:毕业论文网 　　张杰总是行迹匆匆，采访到他还挺难。在他那个黑色的背包里，装着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老百姓遭受污染的材料。他说每张纸都有分量，要看好它们，一张也不能丢。 　　我不敢当“逃兵”了年初，经过多轮测试，张杰应聘到中华坏保联合会环境法律服务中心这个民间组织(NGO)工作。他们的工作是为全国受环境污染者提供法律援助。刚开始，张杰并不认为这是理想的工作，因为“法律援助”被业内人士评价为“吃力不讨好”。 　　“但命运常常会让人发生变化。”张杰记得很清楚，有一天，受害的老百姓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找到他们。就在村民们下跪求助的一瞬间，是“农民的儿子不能忘本”的冲动，燃起了他要“拔刀相助”作个好男儿的勇气和胆量。 　　“面对那一双双渴望援助直瞪瞪看着你的眼睛，遇到谁，也不能当‘逃兵’了!你说呢? ” 　　张杰动情地自问自答。 　　“三不”让受害村民心知肚明但勇气归勇气，其实环境的任务很重，路很艰难。 　　中心的老同志常说，难，有时问题并不在客观，而在主观— — 受害的村民群体。在自己的法律援助过程中，张杰深有同感。每当他看到许多受环境污染的村民因缺少法律知识，失去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机会时，常为自己“有劲使不上”而陷人深深的无奈。 　　张杰认为，只有普法，才能真正帮助这些受害的村民。他把村民遭受污染后因不懂法而无法的原因， 总结为“三不”。他想用简单明了的归纳，告诉村民“不要做什么，要做什么”。 　　村民们很喜欢听他用通俗的举例和概括叙说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说这让他们“心知肚明”： 　　“我们接到许多投诉，只反映污染现象，什么鱼死了，地荒了。常常是说我们家附近的养猪场散发的臭味呛死人了;我们村附近钢厂的噪音太大了，我们都睡不着觉，但不提赔偿请求。究竟是请求赔偿多少钱，还是请求厂家限期整改，或是请求养猪场搬迁，他们没有考虑过。有的受害人虽有具体请求，但缺乏科学的依据。比如河南省卢氏县范里镇的血铅超标患者，每人要求索赔15万元，问‘有什么依据’，答‘没有’。这是一，请求不清。 　　“我们在办案的过程中，有的受害者在经请求人民政府环保行政部门多次调解纠纷后，没有和污染者达成一致协议的情况下，还一个劲儿地继续找人民政府环保行政部门或政府解决，而不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还有的受害村民往往是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就上访甚至越级上访、群体上访，或围攻污染企业或聚集到政府。有的甚至在最后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比如，广西某地，在环保行政部门几次调解纠纷不成的情况下，受污染村民与污染企业发生了冲突。公安人员去维持秩序，受污染村民却和公安人员发生了冲突，还打伤了公安人员。最终，本是受污染伤害的村民，却因涉嫌妨害公务罪被抓。本来受了害，到头来却又遭到法律的惩罚。这是二，的途径不明。 　　“我们看到不少受害的村民因为没有保全证据，失去了胜诉权的案例。每到这时，我们只能替他们可惜，可帮不上忙。比如有许多因受污染导致死鱼的案件，就因为养鱼者没有保全死鱼的证据，没法鉴定死鱼的原因。你的请求赔偿没有科学的、有力的证据，只能败诉。眼看着原本有理的官司因为不懂法赢不了，让我们干着急没法帮忙。这是三，不懂保全证据。” 　　说到这里，张杰仍不能释怀。他边说边摇头，是在替那些不懂法的农民兄弟惋惜啊。 　　有人说“污染猛如虎”“鉴定费过高。”张杰说得干脆明确。 　　“如不降低，很难让受害者获得应有的赔偿。当前对污染纠纷中有关损失的数额和污染因果关系等的鉴定费过高，让许多污染受害者负担不起。比如我们在河南援助了一起果园受污染纠纷案，果树损失和果树死亡原因的鉴定费就花了1万多元，可受污染损失却只有2万多，刨去花费，所剩无几。这样高的成本，还不富裕的农民兄弟根本承担不起。我们总和受害者说，应该奋起，但鉴定费这样高，谁还有积极性呢?这样的结果，往往就使搞污染的企业更加肆无忌惮。” 　　张杰最关心的，还是当前的环保立法并不能完全适应污染纠纷解决的需要。 　　“比如河北省某村1000多名村民因饮用受污染的地下水，出现氟斑牙，骨头疼，当前又没有很好的医学手段对此进行治疗。 　　所以怎么计算损失，没有法律依据，给法院判案带来了困难。” 　　有人说“污染猛如虎”，是指目前我国的多数污染纠纷涉及的受害者多， 范围广。有的是一个村、几个村;有的是几百人、几千人甚至上万人。 　　因为有些地方没有恰当地处理好污染纠纷，影响了人民政府与群众的关系、企业与群众的关系，影响了地方和谐地发展。身为一个为全国受污染者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者，面对许多的环境污染纠纷得不到解决，张杰常常陷入“究竟该如何做，才能达到最优”的思考。 　　依法调解才是上策只要环保纠纷一发生，矛盾、冲突、对立便接踵而来，常常针锋相对，视如死敌面对这种状况，张杰说：“我常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