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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从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看我国未成年人之反思 　　中国自古就有很强大的宗族思想和传统，这也深深地影响到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宗法家族制度从内部吸纳了未成年人监护的实质功能,排斥了监护形式上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导致现代意义上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滋生的社会驱动力和现实要求。 　　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征都决定了儿童应该和父母在一起生活，这种共同生活能够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发育提供比较理想的环境。然而，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双方或至少一方恰恰不能够与子女在一起生活，这可能给留守儿童的成长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从各类调查结果中我们可以得知，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村留守儿童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充分保护，二是因自身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而导致的农村留守儿童违法犯罪现象日益增多。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一个涉及到“三农”、教育、户籍制度等多个方面的综合问题，是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都会存在的现象，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仅靠单方面的突破是不可能的，短期内要做的是将这个问题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笔者认为，父母监护的缺失和代管监护的不规范、不到位是目前影响留守儿童生存、保护、发展的最大负面因素，如何有效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监护问题是保护农村留守儿童合法权益的当务之急。 　　一、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监护理念较为落后 　　中国自古就有很强大的宗族思想和传统，这也深深地影响到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宗法家族制度从内部吸纳了未成年人监护的实质功能,排斥了监护形式上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导致现代意义上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滋生的社会驱动力和现实要求。在我国的家庭制度中，长期实行的是家长制，在家庭关系中，家长的权威胜过法律的权威，子女始终被视为家长的财产，家长对子女拥有绝对的控制权。1986年《民法通则》的颁行,新中国法律中第一次正式以规范形式和制度语境确认和使用监护, 在《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配套适用下,初步形成了现行未成年人监护法的基本内容,但其指导思想带有厚重的历史局限性,使未成年人监护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私域性、家庭性、亲属性和自治性水平,国家主义职责淡薄,社会化、公法化层次低。在这种监护理念的影响下，我国的监护制度主要采取了亲属监护为主，组织监护为辅的制度设计。但随着社会和经济及家庭结构的发展变化(大家族、大家庭已经很少)，这种过分依赖亲属监护，组织监护又往往不能及时补位的未成年人监护体系的设计经常会因为种种原因而处境尴尬。 　　(二)监护制度设计滞后 　　1、父母监护的相关规定过于笼统,不易操作。我国现行法律中关于父母对未成年人监护权利义务的规定十分简单,存在着严重的内容缺失。首先,在权利义务的主体上,我国《婚姻法》只概括地规定了父母对子女有管教保护的权利义务。其次,在权利义务的内容上规定的都十分简略,而且相当多的内容还是重复的。再次,在父母监护的变动上,现行法律仅做了一个概括的规定,而且仅对父母因剥夺而丧失监护权这一种变动形式作了一些阐述，对于父母因长期外出等事实上的原因而无法行使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时,监护权应该如何变动等问题,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都找不到相应的答案。 　　2、组织监护人不适格问题突出。除亲属监护人外，我国《民法通则》第16条第4款还规定了四种组织监护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位与职工仅仅是劳动雇佣关系，再由单位担任监护人已不切实际。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担任监护人，既无专门经费也无专门人员，即便担任了监护人，也很难保证被监护人得到有效监护并健康成长。民政部门特别是专门的儿童福利机构倒是可以成为合格的监护人，但因为我国法律对此规定过于笼统，使这一规定流于形式。 　　3、监护关系变更、撤销的条件不明确、程序不规范，执行难度较大。根据我国《民法通则》，未成年人监护关系的变更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原监护人死亡或丧失监护能力，但我国法律对监护能力没有规定具体的标准和情形，使得一些监护人尽管因身体或经济状况已不能很好地履行监护职责，不能有效地管教和保护未成年人，但却无法辞退监护人的责任。二是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法律没有规定不履行监护职责和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具体情形，这使得除非发生监护人严重侵害被监护人权益的极端情况，否则很难变更监护关系。 　　4、对监护行为没有有效的监督与责任追究机制。对监护行为缺少监督及惩戒是当前许多监护人疏于监护、监护不力或监护侵权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导致很多留守儿童辍学、离家出走、违法犯罪、流浪乞讨的重要原因。但我国法律对此规定却极不完善，只有《民法通则》第18条对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规定了原则性的要求和侵权责任，既没有规定明确的监督主体，也没有具体的监督标准，侵权责任也仅仅限于赔偿损失，而没有规定具体的惩戒措施。 　　二、完善我国未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