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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转租中对第三人的保护 　　一、转租制度的立法模式及其对第三人的保护 　　转租为承租人不脱离租赁关关系，而将租赁物转租于次承租人之谓。转租中的次承租人即本文标题所指的第三人，一般而言，转租在房屋之租赁上最为常见，俗称所谓“二房东”，即指转租人而言。由于租赁物的使用收益关乎出租人的直接利益，近世民法就租赁物能否自由转租的问题上，形成了放任主义、限制主义和区别主义三种基本立法模式。作为转租关系中现实占有租赁物而为使用收益的次承租人往往是经济上的弱者，在其无过错的情形下，尤有保护的必要，因此，我们考察三种模式对于作为第三人的次承租人的保护，主要在承租人违约的情况下。 　　(一)三种模式下承租人与次承租人之间合同效力问题 　　法国、奥地利等国民法采放任主义立法模式，认为转租乃承租人的权利，如无相反约定，承租人可以转租。《法国民法典》第1717条第1款规定：“承租人有转租的权利，但租赁契约有禁止约定者，不在此限。”依《奥地利民法典》，如对于所有人无害或者契约上未明示地加以禁止的，承租人有转租权，因此，在放任主义模式下，如无相反约定，转租乃承租人的权利，因此承租人与次承租人之间的合同应为有效，当承租人违约时，次承租人可追究其违约责任而寻求救济。 　　德国、日本等国民法采限制主义立法模式，即规定非经出租人同意，承租人不得转租。《德国民法典》第549条第1项规定：“承租人非经出租人允许，不得将租赁物转让于第三人使用，特别是不得将该物转租于他人。”《日本民法典》第612条第1项规定：“承租人非有出租人的承诺，不得将其权利转让，或将租赁物转租。”在此模式下，承租人在经出租人同意的转租行为就是合法行为，其法律后果与放任主义立法模式下，承租人在无禁止性约定下自行转租的法律后果相当，当承租人非经出租人同意而自行转租时，依此模式，次承租人将不能取得租赁权，但值得探讨的是承租人与次承租人之间的转租合同效力问题，德国及日本民法均无明文规定，但依德国民法法理而言，其把法律行为区分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负担行为是当事人之间设定权利义务关系行为，通常表现为债权债务契约，一般情形，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一致即告成立，而处分行为是直接引起权利变动的行为，其成立须以有处分权为必要，按德国民法对租赁合同下的定义分析，租赁合同自属负担行为，转租合同自可类推适用，不论出租人是否同意，承租人与次承租人之间的转租合同应属有效。而日本实行的是同一原则，不区分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未经出租人同意的自行转租其转租合同效力又将何如呢?按《日本民法典》601条对租赁所下定义来看，其认为租赁合同的本质也是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一种债权债务契约，这与买卖契约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是契约所涉内容不同罢了，事实上，在未经出租人同意的自行转租，属于广义上的无权处分行为，可类推适用日本民法关于无权处分他人之物的合同效力问题，从《日本民法典》第561条和562条规定来看，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出卖人应负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显然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合同仍然是有效的，据此，笔者以为，自行转租的转租合同应属有效。因此，限制主义模式下，当承租人违约时，次承租人也可基于违约责任寻求救济。 　　意大利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采取区别主义立法模式，即区别不同情况或放任或限制转租。《意大利民法典》第1594条规定：“除有相反的约款，承租人有将承租物让渡他人的转租权，但未经出租人的同意不得转卖契约，涉及动产物时，转租应当由出租人授权或者与惯例相符。”我国台湾“民法”第443条第1项规定：“承租人非经出租人之承诺，不得将租赁物转租于他人，但租赁物为房屋者，除另有相反约定外，承租人得将其一部转租于他人。”区别主义立法模式下的不须要出租人承诺的转租合同与前述放任主义模式下的转租合同效力相同，次承租人的利害关系状态也相当。而未经出租人同意的自行转租其转租合同的效力问题，就我国台湾地区而言，其和德国一样，也把法律行为区分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转租合同属于负担行为，应属有效。未经出租人承诺之转租契约，发生债权的效力。而意大利也采同一原则，但其对租赁合同的本质把握与日本等国也是一致的，同时根据《意大利民法典》第1478条规定，关于无权处分他人之物的合同效力，其规定为有效的，类推适用，非经出租人同意的转租全同也应属有效，自不待言。因此，限制主义模式下，无论何种情形，转租合同应属有效，承租人违约时，次承租人可追究其违约责任。 　　我国《合同法》第224条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让给第三人。承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第三人对租赁物造成损失的，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由是观之，我国对转租采限制主义态度，经出租人同意的转租合同应属有效。未经出租人同意的自行转租，其转租合同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