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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以来裁判离婚理由价值分析 厦门大学法学院民商法硕士 陈 寒 摘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颁布了三部婚姻法，裁判离婚理由的立法经历了从“过错主义”向“无过错主义”的价值理念的嬗变，最终在肯定了破裂主义立法原则的基础上，将“感情破裂” 作为唯一法定的裁判离婚理由。这样的立法选择背后所包含的各种价值观的影响，价值理念的冲突颇值得思考。 关键词：裁判离婚理由 价值冲突 感情破裂 一、新中国以来裁判离婚理由的演变 （一）从“理由论”到“感情论” 1950年，建国以来第一部《婚姻法》颁布，关于离婚的规定体现在该法的第十七条中，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央人民政府对离婚的法定理由进行了解释性补充。这些批复或复函，将因通奸，患瘫痪、聋哑、白痴、麻风病、精神病等事由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 仅从法条的规定上看，1950年婚姻法对离婚是采取一种注重调解的自由离婚态度，但是法制委的解答又用正当理由限制了这种自由，于是在学术界、实务界一直存在着感情论与理由论之争。理由论强调，离婚必须有正当理由，无正当理由不得准予离婚，这实质上是一种“过错离婚主义”的原则。感情论则强调感情是婚姻的本质，只要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就应当准予离婚，而不问理由是否正当，这实质上是一种“无过错离婚主义”的原则。“文革”期间，“感情论”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遭到全面清算。“理由论”占据主导地位，“理由正当”是法院判决离婚的唯一标准，婚姻当事人一方须提供对方在政治或其他方面犯有严重错误的理由，否则，要解除婚姻关系是相当困难的。[1] 1980《婚姻法》第25条第2款具体提出了裁判离婚的标准，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感情破裂”成为了法定的离婚标准，“理由论”被取代，无过错离婚主义成为离婚的立法原则。1989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列举了十四种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的情形指导司法实践。 （二）“感情破裂”与“婚姻关系破裂”之争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出台，在离婚标准的问题上仍然以“夫妻感情破裂”作为判决准予离婚的标准，共列举了5种准予离婚的情形， (1)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2)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3)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4)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5)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还规定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起诉要求离婚的，应准予离婚。 在“理由论”彻底退出我国离婚法历史舞台的同时，我国学术界又开始了离婚标准采取“感情破裂”还是“婚姻关系破裂”的争论。这一争论一直贯穿着婚姻法改革与修订的始终，即使《婚姻法修正案》出台，再次明确了立法者坚持“感情破裂”主义的立场，也并未平息纷争。事实上，现行离婚法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婚姻关系破裂”持论者的失败，通过对裁判离婚理由的分析不难发现，立法者是以“感情破裂”之名行“婚姻关系破裂”之实。5种准予离婚的法定情形并不尽然意味着夫妻双方感情破裂，但都是婚姻关系破裂的导火索，从这些判断标准中可以看出，在司法实践并非从纯粹的主观感情出发来判断破裂，“感情”已被“婚姻关系”这一更为包罗万象的标准所取代。“婚姻关系破裂”持论者坚持的只是法律为其正名，结束名不副实的状态，以及对具体判断标准的进一步扩充使之更为完善。 因而，我国婚姻法立法者在坚持“感情论”的价值理念下，选择了“婚姻关系破裂”的实际操作方式，用列举来扩容“感情”的内涵。“感情破裂”与“婚姻关系破裂”的价值对立，并未影响实践操作中的步调和谐。 二、裁判离婚理由立法原则的价值取向 从世界离婚法的立法变迁来看，裁判离婚的法律原则总体走向是从“过错主义”到“无过错主义”立法原则的转变。这种变迁背后有社会环境的影响，有价值观念的选择，也有各种经济文化因素的制约。就新中国成立后离婚立法的改革而言，离婚自由、不再以过错限制离婚的大趋势已经不容改变，这种立法选择并非一蹴而就的，其背后隐藏着各种立法价值取向的博弈与抉择。 （一）离婚自由的政治冲击 1950年婚姻法中对离婚贯彻的是一种“无过错主义”的立法原则，使不少当事人摆脱了不幸的婚姻关系。但是自反右运动开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时期是中国的政治敏感期，在那个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里，政治成为了生活的唯一主题，婚姻自然而然也成为了政治的一部分。政治条件是人们结婚时的首要考虑因素。维系婚姻家庭的纽带也由亲情、血缘关系转化为政治立场、政治原则、阶级成分。总之，“文革”时期政治破坏了家庭原有的运作秩序，家庭由稳定、和谐的社会单位转变为政治性极强的革命阵地。[2] 极左思潮的影响，使得裁判离婚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