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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释明权二议 　　民事诉讼中的释明，是指法官对当事人进行询问、提醒，要求当事人就案件的法律关系、事实或证据等诉讼事项作出完全且没有瑕疵的陈述和说明，清晰地表明其观点，提示当事人某一事实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以便当事人决定是否实施相应的诉讼行为。释明制度所体现的是程序公正理念，即法官在受当事人权利拘束、保持中立地位的前提下，能动地、正当地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不足进行修正和补充，更加凸现程序的正当性。在我国，法律对释明权没有统一、明确的规定。本文就法官释明权与辩论主义、法官素质谈点浅见。 　　一、法官释明权与辩论主义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核心内容是辩论主义，即认定案件事实的有关诉讼资料只能由当事人提出，否则不能作为法院裁判的依据，因此辩论主义被认为是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一种手段。法官释明权虽然也是发现案件事实的一种手段，但二者的关系则是矛盾的。一方面，辩论主义原则与法官释明权是对立的。辩论主义原则不允许法官随意介入诉讼，干预当事人的诉讼决定权，它的核心意旨是维护程序正义(或形式正义);另一方面，辩论主义原则与法官释明权又具有同一性。辩论主义原则虽然是发现案件事实的手段，但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上，“获得胜诉的愿望既可促使当事人提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事实，也会鼓励双方竭力掩盖自己所发现的不利的证据和事实”。而通过行使法官释明权，加强对案件和诉讼的管理，能够及时查明事实，防止诉讼拖延，消除上述弊端，从而维护实质正义。因此二者是对立同一的关系，释明权是对辩论主义原则的限制和补充。当前，我们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所选择的诉讼模式是当事人主义，改革的核心是落实辩论主义原则，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对当事人主义了解、研究得不够，对民事诉讼理论的发展趋势把握得不准，在实际工作上出现了一些偏差，如有些审判人员原来坚持的“一步到庭”的原则，要求当事人当庭举证，法官当庭组织质证、认证，当事人如不能当庭提供充分证据，则即承担败诉的后果，将诉讼完全交由当事人主导进行。虽然这种做法后来得到了纠正，但认为改革就是完全由当事人主导诉讼，法官权处于消极中立角色的极端思维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事实上，我们吸收借鉴的应是当事人主义中尊重当事人对诉讼实体内容的决定权，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做法，而在诉讼程序上，我们仍要坚持法官的诉讼指挥权。另外，从司法环境来看，公民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较差，依靠政府和司法机关解决纠纷的思维根深蒂固，这就要求我们从制度设计上，解决好如何保障当事人权利、实现民事诉讼目的的问题。“权利主张的放弃增多，不能完全归咎于权利主体的意识低下，应从法律制度方面反省权利实现机制是否存在问题”。同样，对权利保护的不当，也应从制度方面多去反思。法官释明权与辩论主义原则的有机统一，正是我们探索一种合理的诉讼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确立科学、有效的诉讼模式的哲学依据。 　　二、法官释明权与法官素质 　　法官释明权在构建一项能充分保障当事人权利、实现民事诉讼目的的制度方面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但不论从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实务操作中，对释明权的重视程度均不够。就现在的法律规定而言，对法官释明权的规定也少之又少，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仅有的几个条文外，再无其他规范。因此对需要释明事项的界限往往不好把握。在何种情况下，当事人的主张、请求或陈述才算不明确、不适当?释明权行使的界限是什么?一般需要法官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去推知。如何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这就对法官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现在我们法官队伍的现状、法官选拔制度等均不符合审判工作的要求。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法官职业化，是提高法官素质，保证法官正确行使释明权的重要途径，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笔者认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应具备以下几点：第一，法官应对诉讼制度的运行模式、价值取向等有明确的了解;第二，法官应对当事人双方的专业技能、法律知识、诉讼经验、经济能力等方面有深入的体察;第三，法官应探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第四，法官应坚持中立原则;第五，法官应坚持公开、透明地行使释明权;第六，法官行使释明权，应有利于实现诉讼目的，平等地保护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权利。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