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封建王朝政体的更替与山水画不同风格之形成.docVIP

论中国封建王朝更替与山水画不同风格之形成 李 俊 内容摘要：中国山水画艺术从发生、发展、高潮到衰落，虽然从表面上看，是艺术风格的演进与变化，实际在我国封建历史上山水画多种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封建王朝政体与政体的更替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历史述论多言及艺术风格与演变，很少涉及形成各种艺术风格的原因，特别是有关艺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直接述论更是少见。 关键词：封建政体 山水画 艺术风格 明代学者王世贞对我国山水画的发展评述为：“山水，大小李（李思训、李昭道）一变也；荆、关、董、巨（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又一变也；李、范（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又一变也；大痴、黄鹤（黄公望、王蒙）又一变也。”这段话虽然粗略，尚有很多变化未列其中（如王维、米芾、米友仁等的变法），但基本概括了唐、五代、两宋及元代山水画风格变化的总体面貌。历代的画论言及山水画风格及演变的多，但对形成风格的原因众多述论历来多有讳忌，特别是有关艺术与政治的话题历史记载更是寥寥。固然，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脱离政治等因素束缚的自由表现，但事实上我国封建历史上几个主要时代的山水画艺术风格的形成，无不与政治与政治变迁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作为中国绘画的主要艺术形式——山水画，虽则从表面上看，表现的是以山川江河湖海为内容的自然形态，但从它的发生、成熟、高潮乃至衰落等各个历史层面上分析，无不带有时代与政治的烙印。在不同的政体下，产生不同的艺术形式，某种政体相对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而言，是健康的、积极的，但对山水画艺术的发展，恰恰形成桎梏。某种腐朽的、甚至不顺应民意的政体，却正好推动山水画艺术的蓬勃发展，本文从山水画发展的脉络出发，结合主要封建政体的变迁作相关的述论。 一、长期分裂、纷乱的魏晋变革时代促成山水画“隐逸”之风的形成 “书画同源”，我国最早的象形文字中“山”和“水”本身就是最早的山水画资料。“禹之世，图画山川奇异之物而献之，使九州之牧贡金，像所图物著之于鼎”（《左传》语），可见先秦钟鼎上铸有零星的山川符号。汉代画像砖上已经出现了比较“像样”的山水画，但画像砖上的山川与人物、花鸟相混杂，并没有产生相对独立的语言，当然也无从考究深邃的艺术思想。真正的相对独立的山水画萌芽的出现至早在分裂的魏晋时代。司马氏建立西晋王朝后，不过二、三十年，遇“五胡乱华”（前赵、夏、北凉、后赵、前燕、后燕、西秦等部落与国家），迫使西晋东迁，偏安于江南，形成历时达一百余年的东晋王朝。纵观从西晋到杨坚推翻北周建立隋朝的三百六十年余的中国社会，由于政治的腐败和无能，使得北方众多游牧民族乘虚而入，连年的战争和掠夺，不断锐化了民族之间、阶级之间的矛盾，并且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自秦汉以来创造的文化成果。东汉以来，多次的政治斗争的残酷使成千上万的文人士大夫由于多种罪名被捕杀或禁锢，《晋书 阮籍传》中载：“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当时以何晏、嵇康等为代表的名士，被杀害的不计其数，从上至王侯到下至黎民百姓，死生无常，朝不保夕。仕途的坎坷和官场的黑暗，使有志文人对前途产生绝望，逃离尘嚣，隐居山林是最明智的选择，而且在当时文人中形成了一股浓烈的风气。从政治上来说，这段时间应该算是我国极端黑暗的时代。“政治的黑暗构成了宗教的光明时代。”① 统治阶级为了便于巩固自己的地位、民众急于寻找心灵的慰藉，共同将目标锁定于宗教，所以，本来自汉代传入我国的佛教，在此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且凌驾于传统的儒、道之上。儒、道、释的结合，使魏晋玄学盛极一时，当时的中国，弥漫着出世隐遁、空谈义理的风气。因此，这个时代的艺术作品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儒、道、释多种思想。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域外绘画思想、绘画材料与技法随之传入。现存敦煌莫高窟北魏时期249窟的《狩猎图》和257窟的《鹿王本生图》等山水画虽然存在着“人大于山”、“有勾无皴”等稚拙，但无不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救世思想。除了宗教题材以外，宗炳、萧贲、梁元帝萧绎、陶宏景、张僧繇等都以各自的方式描绘了山川河流，眼下虽然无从考证其画迹，但最值得关注的是此时已有比较完善的画学理论和艺术思想。其中以宗炳的《画山水序》和王微的《叙画》贡献最大。在《序》中作者提到“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作者试图通过“栖丘饮谷”式的“游”而达到“乐”，以此“辟召”，拒不入仕。以此为背景，催发了山水画的萌芽，并一开始就带有浓郁的隐逸思想。其实，这种思想最早发源于传统的老、庄学说，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和庄子的“知足逍遥” “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游心于淡，合气于漠”等学说都为山水画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魏晋时期的贤士名人一般都崇尚老、庄，志趣归于山林，“竹林七贤”中的阮籍“登山临水，竟日忘归”（《晋书 阮籍传》）是最好的写照。但是山水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