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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代表大会制度再反思——从深圳党代表公推直选说起 发布时间:2010-05-14 10:30 2010年4月，深圳在四个单位进行了市级党代表公推直选试点，引起全国注目。据现有媒体报道来看，深圳党代表的公推直选是全国“级别”最高（副省级）的党代表选举，其基本特征一是竞争性选举，“强势PK”；二是初始提名有组织推荐、党员联名推荐、个人自荐三种方式；三是以区域性和行业（“两新”组织）为选举单位；四是大规模差额选举；五是公开透明。深圳的做法无疑是对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也再次引起人们对党代表大会制度的关注与思考。 一、党代表大会制度改革的起点——代表理念与代表产生方式的更新 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都提出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党代表大会制度内含很丰富，包含有党代表大会的职责权限，党代表大会与全委会、常委会的权力结构，党代表的产生方式，党代表任期制，党代表大会的工作方式等等。深圳党代表公推直选试点，是党代表产生方式的改革，是党代表大会一系列制度改革的逻辑起点。 按照授权与责任相对等的原则，党代表需要向选举人——党员负责，代表选举人的意志，这是党代表大会的题中之义。尽管共产党不是群众自治组织也不是议会，但党代表本应在代表大会上充分表达选举单位党员的意见和意志，在此基础上综合考量政治大局，行使党代表的权力。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党代表的“代表性”模糊不清，比如，在个别地方党代表大会期间，有的代表发表的言论以领导的指示或暗示为准；在选举中，大多数人以“组织”即上级意志为准，甚至个别地方、个别代表团在投票时还要“相互监督”。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说，一些党代表的选举具有形式主义色彩，导致对上负责超越对下负责。只有在真正选举基础上产生的代表，才能够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结合起来，既维护大局，又有充分的个人表达意愿。深圳党代表竞选中，有的党代表候选人明确提出“有事找党代表”，就是典型的代表理念的更新。向选举单位党员负责，为党员和群众服务，应成为党代表“代表性”的核心理念。 二、改变开会方式——按议题“自由结组”讨论 党代表能否在党代表大会上真实表达选举单位党员和自己的意见，畅所欲言，不仅仅取决于其身份是否选举产生，还与开会组团方式、讨论方式、整体氛围相关。 现行各级党代表大会的组团方式以区域和行业为主，其中，区域性代表团占据多数。应该讲，这种组团方式最大的好处是运行较为方便，也符合中国共产党组织设置原则。但是，讨论方式仍然以区域或行业代表团为主体进行，则难免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中国是一个有着长期“官本位”等级制传统的国家，各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往往是地方或行业的主要领导人，行政上下级关系难免融入到代表团中，一些代表在上级面前难以表达真实意图。即使代表团主要领导无意干预其他代表的意见表达，其他代表也会以领导的讲话为自己发表意见的基调。在这种背景下，一旦“主导”氛围形成，有不同意见者也难以再说不同看法。 对于上述问题，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提出过解决方案。194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开了后来在党史上很有名的“九月会议”，任弼时在会上明确指出，党内“如果只有代表会，而小广播的话（指人们私下说的心里话——作者注）不能在会上公开讲，则是只有民主的形式，而无民主的实质。民主作风是要靠长期培养的，党内必须发展批评自我批评，允许党员说出心里话，则能有真正民主的实质。大会上自由结组讨论这是一种好的形式，所谓打破封建开会秩序”。任弼时所说的“封建开会秩序”，当指官本位、等级色彩。而“自由结组讨论”，笔者认为并非无政府主义，而是指按照议题自愿结组讨论，类似于今天的全国政协开会方式。这种开会方式的转变，对于形成畅所欲言的民主氛围有极大促进作用，同时也是党内意见表达机制的重要部分。 这种会议讨论制度的改革，无需增加会议成本，且能够听到广泛的意见，为大会决策提供更多选择。对于党代表的各种不同意见，合理的可以吸收，不合理的可以作出为什么不能接受的解释，合理但现实条件做不到的可以预留改革的空间。 同时，这种讨论过程，也是各抒己见、统一认识和思想整合的过程。列宁当年在谈到党的纪律时也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即党的纪律的实行，是以自由讨论为基础的。在经历了真正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人的认识才能够真正统一，防止出现决策效率很高而执行力不高的现象。 三、党代表提案质量——提高党代表参政议政能力 既然按议题结组讨论，又牵涉到另一问题：党代表提出议案。议题是由议案体现出来的。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各级党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制度。而近年来某些地方党代表大会试行党代表提案后，又产生新的问题：党代表提案大多与人大代表提案雷同，重合度较高，大多是经济类。 这一问题引发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比如，党代表的素质问题，即代表需要有一定的参政议政能力，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只是“听会”，就无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