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与方法---第二章历史叙述中的客观性问题.ppt

学术史家在回顾现代学术史时,应该具备基本的反省态度以及基本的公正立场, 因此, 立足点只能是检讨现代史学的得失, 从中总结出应有的经验与教训, 给眼下的学坛提供必要的借鉴。 那些对自己的为学立场缺乏反省意识、“以为天下之美尽在己”、自认为代表学术正统的人, 是难以写好学术史的。 教训。 傅斯年及其所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民国学坛上所留下的负面影响确实不能小视, 更不能无视, 而这在那些“论学不立门户”的述作中是看得很清楚的。 （三）个体偏好对史学叙事的影响 1.内涵 主要是指与史家的个性、气质、地位、独特的治学路数, 乃至师门出身相关的那些价值偏好。 在普通的历史叙事中, 这一偏好也起着非常大的作用, 其中最典型的是《李白与杜甫》。 作者喜爱浪漫主义, 不大喜欢现实主义, 于是就千方百计地“扬李抑杜”。 譬如, 因有较多的意见把杜甫说成是“人民诗人”, 作者就非得“考证”出“杜甫是完全站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一边的”, 而李白的“人民性”则比杜甫不知强多少倍不可, 诸如此类。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2.这种个人好恶左右历史评价的情形在学术史研究中也比比皆是。 譬如, 严耕望认为除梁启超、王国维外, 代表“新史学”的有陈寅恪、陈垣、吕思勉与钱穆。所以把这四位推崇到远超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学派领袖的程度。 具体来说, 对陈寅恪, 他自己坦言“至就立身处世言, 我深爱寅恪先生纯净学术人的风格”; 对陈垣, 他说“我读《励耘书屋问学记》所载诸弟子记先生治学为文之道,与我在《治史经验谈》中所言有很多相通处, 看来我一向推重先生的成绩, 是有必然性了。” 吕思勉此前不在史学界占有显赫的地位, 但是严耕望推崇他为“四大家”之一, 大概是“淡泊自甘、寂寞自守”的严耕望对“埋头枯守, 默默耕耘, 不求闻达”之吕思勉的一种英雄相惜之念。 严先生的座右铭：“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 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 首先，出于对学统的认同和对某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人格境界的向往。“大师”的学生和弟子为何这样多,就是因为有些大师可以和学术直接画等号, 这就便于更多的人通过他来表达对学术的敬畏。 其次，通过抬举老师来抬举自己, 特别是当老师已获得整个社会的普遍尊敬时, 尤其如此, 这时会有更多的人站出来分享这种尊敬, 而且还可能形成一种竞争的局面, 仿佛谁举得越高, 谁就能分享越多的尊敬; 《天龙八部》。 3.极端化的案例： 譬如, 陈寅恪的一位学生在文章中说: “陈先生是传统学术的殿军, 新史学之开山。”甚至说陈寅恪“ 创造了新史学”等。 陈寅恪是不是“传统学术的殿军”我们不知道, 但把陈寅恪许为“新史学之开山”, 则明显有“抬高”之嫌, 把“新史学之开山”归诸梁启超、王国维, 甚至胡适乃至郭沫若等似乎都有若干理据, 惟归诸陈寅恪则有点“于史无征”了。 另有些学生对陈寅恪举得更高, 认为“宋代史学”为“千古罕匹”, 而“ 千余年后,陈寅恪继承总结宋贤史学, 而又发展之, 开辟了华夏民族史学的新时代”, 并认为陈寅恪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能在华夏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史学史中占有特殊崇高地位也, 还说, “今后实现民族学术独立者, 唯有振兴宋学”, 而“振兴宋学, 必须以寅恪先生之学为根柢。” 乔治忠。 第三， 当通过抬举老师分享的不仅仅是虚幻的心理满足, 更是看得见的实际利益时, 对那些在学术资源配置中处于有利地位的老师的抬举就会越高; 第四，与上一种“势利观”相关, 当为某种风云际会因缘凑泊而形成的某种舆论气候不利于某一学派某一学者时, 人们又会竞相压低这一学派这一学者在学术史上的位置, 这时, 即使原来是学生、是弟子的也会改换门庭, 投认另外的“名师”为自己的“座师”了。 小结 学生对老师的评估往往包含着“偏见”, 这些评估必须与学术史家的评估加以必要的区分。 在某一专业领域或分支学术史内, 学生尽可赞美自己的老师。譬如, 在魏晋隋唐史领域里, 你怎样估量陈寅恪的贡献似乎都不过分, 但当你想把自己的老师摆到某一时期整个学术史中去的时候, 那就要格外慎重。 历史是贵族的坟墓的连接, 这句话对社会史而言可能有问题,但对学术史而言, 虽不中亦不远。学术史无非是某些范式的更替史、某些学术风云的际会史, 因此, 与这些范式和风云相关度较高者才能在整个学术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就整个20 世纪中国史学学术史而言, 梁启超、胡适、顾颉刚、傅斯年和郭沫若等人无法忽视和轻视, 其余诸位的地位尽可在分支或专业学术史中去安放。 梁启超的学问再粗疏, 王国维的学问再专精, 但你也不能随便将他们易位。“史界二陈”的功力与成就可能永远值得后人景仰, 但是, 无论怎样, 在实现史学、特别是古史学的结构性转换上, 在全局性和方向性的影响上, 都无法与顾颉刚相比, 而不管顾颉刚的学问有多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