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资料]规则主义在刑法解释中的局限性之分析.doc

规则主义在刑法解释中的局限性之分析 　　关键词: 刑法解释/刑法适用/规则主义/人本主义 　　内容提要: 各国在对刑法进行解释时，都存在着规则主义与人本主义两种不同的观念。长期以来，我国在对刑法进行解释时一直坚持规则主义的刑法解释观，这对于推进我国的法制建设和维护法制的权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坚持规则主义的刑法解释观也越来越暴露出其固有的一些缺陷，如过于依赖刑法的确定性、强调探寻立法者的原意、注重抽象人权的保护而忽视现实人权的保障、缺乏对违法犯罪者的人文关怀等。而坚持人本主义的刑法解释观则有利于明确刑法解释的目标与出发点、确立人权在刑法解释中的地位、注重对犯罪人的人文关怀等。因此，我国的刑法解释观应从规则主义适度转向人本主义。 　　一、规则主义在刑法解释中的局限性之分析 　　规则主义又称法条主义，是指以法律的确定性为法律适用的前提，力图排除法官在司法活动中的自由裁量权，强调法官严格依照法律条文的规定进行裁决的一种司法观念。规则主义作为一种司法观念由来已久。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法律应在任何方面都受到尊重以保持无上的权威，执政人员和公民团体只能在法律(规则)所不及的“个别”事例上有所抉择，两者都不该侵犯法律。① 　　从法律的历史沿革看，规则主义的产生和盛行是成文法发展的结果。在古罗马时期，《查士丁尼法典》的编纂明显消解了罗马法整体的灵活性或适应性，并逐步演变为严格的规则主义模式。19世纪欧洲大陆各国盛行的法典编纂运动将严格的规则主义推上了顶峰。② 在我国传统法律的发展过程中，规则主义也有重要的历史渊源。根据《尚书·舜典》记载，被视为舜统治优点之一的“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即是规则主义理念的体现。《礼记·王政》中记载的“有旨无简不听”，同样强调了严格按规则办事的立场。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倡导“依法治国”、“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并主张通过制定和公布成文法的方式严禁官吏任意解释法律。唐朝更是明确要求定罪判刑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如唐律《断狱》十六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 　　我国法制的现代化仍然选择了法典化的路径。从清末修律到当代的一系列立法，无一不是以法典的现代化为基本目标。我国的法典化运动不仅保留了传统的严格规则主义，而且因对大陆法系国家法律观念的“移植”而进一步强化了规则主义的地位。③ 自我国199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3条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并取消1979年《刑法》中的类推制度后，规则主义或称严格的罪刑法定主义在我国更加盛行。例如，有学者认为，由于1997年《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并取消了类推制度，因此，社会危害性的概念应被逐出注释刑法学的领域，尤其是在司法活动中，对于认定犯罪来说，社会危害性的标准应当让位于刑事违法性的标准。如果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发生冲突而使一般公正与个别公正不能兼得时，应牺牲个别公正以实现一般公正。④ 而在司法界，则普遍存在着法官机械适用刑法的现象。例如，有学者认为：“当年孟德斯鸠所形容的‘自动售货机’式的法官形象，就是今天中国法官的鲜明写照”。⑤ 　　客观地讲，坚持规则主义的刑法解释观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特别是在我国正努力走向法治社会的背景下，确实有积极和重要的意义。但是，严格奉行规则主义的刑法解释观也产生了诸多问题，特别是将人视为规则奴仆的观念，使法律的解释失去甚至背离了人性基础。概括而言，规则主义的刑法解释观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 　　1.过于依赖法律确定性的假定 　　规则主义的刑法解释观以理性主义为认识论基础，以法律确定性的假定为基本前提。所谓法律的确定性，是指已经存在的法律规则作为法律推理的大前提，可以为处理具体的案件提供肯定与唯一的答案。按照规则主义刑法解释观的假定，对于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刑法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亦即刑法的规定与具体的犯罪都是明确对应的。在持这种观念的学者看来，“当一部法典业已厘定，就应逐字遵守，法官唯一的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⑥ 　　然而，对于如何理解法律的确定性及确定性程度的问题，国外法学界一直都争论不休。坚持法律规则主义的学者认为，法律规范具有确定的内容，是一个包罗万象、完整无缺的规则体系，每项规则便是一个一般性的命题。对于法律规范，只需进行逻辑上的演绎，然后把它适用到个别案件之中，便能得出正确的判决。⑦ 德国的概念法学派曾将法律规则主义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这一学派的观点因带有法律浪漫主义的色彩而受到了许多法学家的批判。例如，美国的霍姆斯、庞德、狄翼、卢埃林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法律的非确定性;而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弗兰克则认为鼓吹法律具有确定性、稳定性的学说只是一个法律神话;波斯纳认为，对于法律而言，正当性的限度是其推理的部分可接受性，而不是追寻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