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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法律解释的基本理念
论现代法律解释的基本理念——以刑法的裁判解释为主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对比了中西方法律解释定义的不同内涵,在分析了我国司法现状的基础上,论证了承认法官裁判过程中的法律解释权的必要性,阐述了加强“理解法律的学问:裁判解释”研究的重要意义。随后,文章主要从刑事法的角度,在中国的语境下对现代法律解释的基本问题:目标的客观性、价值判断性、创造性以及解释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表明了作者的立场。本文认为,法律解释的目标应当以客观论为基础,吸收主观论的合理因素;法律解释具有创造性品格,刑法中同样存在法律漏洞需要补充;法律解释的方法并无固定规则可循。应当拼弃“概念法学”的形式主义弊病,倡导法解释中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法律非经解释不能适用”,1这个命题正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法律解释学展开了深入持久的研究,相关学术成果不断面世。学者们普遍认为,法律解释学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它的实践品格,因此理应成为中国司法改革的推动力量。然而,在司法实践界,不少人对法律解释学这一系统理论仍相当陌生,理论的勃兴却缺少应有的实践回应。本文试图以中国司法实践的视角,对当代法律解释学的基本问题进行理性的论证,并对其指导司法改革的现实意义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
一、裁判解释权的承认和提倡2
法律解释,是指当法律规定不明确时,应用各种方法阐明法律的规范意义。3是法学方法论最主要的内容。长期以来,在我国的法律教科书中,法律解释一般被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学理解释等等。虽然理论上司法解释又分为两种,一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就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规范性文件;二为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司法工作和诉讼程序中对法律规范所作的解释。4但一般意义上所指的司法解释,是就前者而言的。近年来,对法律解释的研究成果俯拾即是,但主要是对第一种意义上的司法解释,对第二种意义上司法解释的研究却相形见拙。
在司法实践界,矛盾则更为突出。一方面,对法律条文的意义产生争议的情况比比皆是,不同的法官根据不同的标准对法条作出不同的理解。另一方面,法官又普遍没有认识到自身享有解释法律的权利和义务,更何况解释法律的理念和方法。人们普遍认为,法官的责任就是严格依法办事,司法过程就是形式逻辑的操作,法官无须也不应作价值判断和利益的衡量。因此,当对法律的理解发生争议时,下级法院总是求助于向上级法院的请示;希望司法解释更加细密具体的要求一再被提出。但是,大量司法解释、立法解释以及各种形式的会议纪要的出台,似乎仍未解决司法实务中层出不穷的难点、热点。请示现象的广泛存在,也使审级制度名存实亡,受到各方面的责难。
然而在西方,法律解释活动被认为是法官日常法律实践工作中的重要环节,法官必须掌握和熟习法律解释的方法和技巧。法官在作出判决时,也须决定和说明法律应当如何解释、如何应用到案件上。适用法律和解释法律这两种司法活动或过程是关系密切、不可分割的,甚至可理解为同一件事情。5在理论上,一般所指的法律解释也主要是指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的行为。我国定义的法律解释在外国不被视为法律解释,而是立法或学理研究。6法官的法律解释活动在司法实践中的重要地位,使它成为法理学所关注的一个重要学科。
在我国目前的现状下,是否承认法官在裁判过程中的法律解释权,却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反对者的主要理由是:法官的责任是依法办案,如果给法官以解释法律的权力,法官难免会将偏见、私利混入执法过程,甚至有意歪曲法律。而且法官的业务水平各不相同,会造成各地区法律执行不平衡的现象,有违法律的统一性。因此,不能给下级法院(最高法院以下的法院)以法律解释的权利。7
笔者认为,应当承认法官在裁判案件时的法律解释权,理由如下:
(一)法律只有通过解释,才能应用于个案的裁判。
首先,法律是用文字表达的,语言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应有理解和诠释,然后才有法律的适用。法律条文由两种语言构成,一是数字。如刑法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这种规定的含义是明确的,在理解上不应当有争议,所以自然没有解释的余地。但法律更多的是由“类型”而非“概念”组成,正如德国法学家卡尔·拉伦茨指出:“法律经常利用的日常语言与数理逻辑及科学性语言不同,它并不是一个外延明确的概念,毋宁是多少具有弹性的表达方式,后者的可能意义在一定的波段宽度之间摇摆不定”。8对这一类规定,其中心意义是明确的,但其边界又总是难以确定。如刑法规定的“财物”(钱款属于财物,这没有疑义。但“财产性的利益”是否属于财物,就有争议)、“严重不负责任”、“随意殴打”、“情节恶劣”等。另外,语言随着时代发展还会产生新的含义,这些都需要在具体的案件中根据具体的情况予以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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