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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国演义》创作方法 彭 甦 南昌广播电视大学 摘要：《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既不属于现实主义，亦非古典主义，而是浪漫主义。罗贯中在小说里所反映的不是客观现实而是他的主观意识。这不仅表现在他凭着自己的主观愿望，以丰富的想象和大力的夸张，并通过一些超现实的传奇性情节去塑造人物，把人物神化，因而，他笔下的人物多与历史人物不符，像刘备、诸葛亮、关羽、曹操等均明显地失去了他们的本来面目；而且还表现在他凭着自己的主观愿望，对许多历史事件进行了改造。从《三国演义》的成书情况来看，尽管也受到传统故事的影响，但更主要的还在于罗贯中在故事中表达和寄托了他向往贤明政治的愿望与理想。 关键词：《三国演义》 创作方法 罗贯中 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问题，到目前为止，多数研究者认为是现实主义的，例如游国恩等五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即持此种意见。其实这一看法未必正确。《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虽然大体上反映了汉末魏、蜀、吴三国争夺天下的历史过程，但在具体描写上，却没有能够如实地再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真面目，对于这一点，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吴组湘先生就在《谈三国演义》①一文中已经指出： 《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是不同于历史的艺术创作，是“七分历史，三分虚构”。其实还不止是七分、三分的问题，而是根本改变了性质。 在谈到人物形象塑造时，吴先生特别强调小说中的曹操与历史上的曹操存在着很大差距，他说： 在历史上，曹操是压迫人民的封建统治者也是事实；但更主要的方面是他的雄才大略的政治家风度，他曾把分散的局面统一在一起，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过很好的作用。他又是一个文学家，“三曹”的诗以老曹的最好，是建安文学的代表，可是到了小说中，却专门写他的坏处，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奸雄”的典型，这就不再是历史了。 到80年代初，刘知渐先生在《三国演义新论》一书中，更以大量的具体史实同《三国演义》进行了对照，说明《三国演义》有违于历史之处多不胜举。因此，刘先生认为，用恩格斯所提出的关于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②这一原则来衡量，《三国演义》没有做到“细节和人物性格的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统一”。因此，不能说其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 近年，又有研究者从《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理性化和人物形象类型化等特点着眼，谓创作方法是古典主义的。③可惜此说忽略了古典主义的基本内涵。在欧洲曾风靡一时的古典主义，其理论的奠基者是公元前一实际罗马帝国初期的著名诗人和批评家贺拉斯。贺拉斯的文学活动正值奥古斯都改共和制为君主独裁的封建专制时代，其诗体信致庇梭父子的《诗简》和《上奥古斯都书》，一向被人们认为是古典主义的纲领与宣言。他在这些信中所提出的古典主义各项原则，都明确地要求文学创作要为君主专制服务。至公元17世纪，法国结束了百年动乱，路易十四独揽大权。路易十四通过建立绝对君权和整饬社会秩序，使法国进入了一个君主专制的全盛时期。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以布瓦洛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和戏曲家，继承了贺拉斯的文学主张，并以笛卡尔的“理性说”为哲学基础，于是在文坛上掀起了一股古典主义的狂澜。从古典主义的产生和兴盛的情况看，它完全是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物，其理论所体现的则是贵族的艺术情趣，其作品也只是在贵族圈子里流传。古典主义文学因而深受法王路易十四的赞赏与支持，而古典主义的作家也大都是一些依附于宫廷、甚至长期生活于国王身边的御用文人。例如，以《诗的艺术》一书为古典主义“立法”的布瓦洛本人，就曾被路易十四列入“有功于王室者”而充任王室之史官。所以，有人说古典主义是不折不扣的贵族文学。以此而论，《三国演义》却正好与之相反。14世纪出现在中国的这部长篇章回小说，如前所说，是由宋元话本《三国志平话》改编而来，它虽然经过了文人作家的多次加工整理，但其民间文学的基本性质却没有彻底改变，以至刘知渐先生径称其“为市民写心”；④其读者也一向多是广大下层群众。而西方古典主义的代表作家，无论是古罗马的贺拉斯还是法国中世纪的布瓦洛，对于平民文艺都是持鄙视态度的。贺拉斯曾抨击热情奔放的平民文艺是“低级趣味”，⑤布瓦洛曾批评莫里哀的剧作“过于平民化”。此外，古典主义所强调的一系列创作原则，诸如严格悲剧与喜剧的界限以及“三一律”等等，与作为小说的《三国演义》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即使人物塑造类型化的特点，《三国演义》也同古典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古典主义人物的类型化，则主要是展示人物身份和年龄上的不同；《三国演义》任务的类型化，则主要是展示人物性格的各异以及所反映出来的某种道德观念。要说“理性化”，古典主义以外的其他各种创作方法，虽未予公开加以强调，实际上也都是讲究理性化的，否则，其创作便失去了意义。因此，“理性化”并非古典主义所独具。总而言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