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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一、刑事辩护制度概念的理论研究 　　(一)刑事辩护制度的概念 　　辩护制度是立法对贯彻落实辩护原则所采取的措施和方法的总称[1]。辩护制度起源于西方社会，它主要经历过三个阶段，即古罗马的萌芽阶段、中世纪的压制阶段和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发展阶段。在我国，辩护制度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就是建国前阶段、建国后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发展阶段[2]。在封建社会，我国就没有辩护制度，在刑事诉讼中实行的纠问式的审判方式。到了清朝，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1901年清政府制定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中才规定律师参与诉讼的内容，赋予了当事人聘请律师辩护的权利。而关于律师的单行规定，则是从国民政府制定的《律师暂行章程》和《律师登陆暂行章程》中才开始出现。建国后，新中国的辩护制度不断发展起来。1954年，在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中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在人民法院组织法中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护。”这就从立法上肯定了辩护制度，律师制度也因此有了发展，后来由于历史的原因被迫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建设的推进，中国的刑事辩护制度得以恢复。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刑事辩护制度，后来又制定了大量的司法解释、批复、通知等，对刑事辩护制度进一步作了明确。1996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一直至今。 　　(二)刑事辩护的分类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的刑事辩护分为三类，即自行辩护、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其中委托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或者他们的近亲属，通过委托合同的形式，委托法律允许的人主要是律师为其辩护。这种辩护是刑事辩护制度中比较重要的制度内容。指定辩护是指遇到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时，法院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指定律师为其进行辩护。 　　二、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现状和存在的不足 　　1997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颁布，确实给人一种清风扑面的感觉，尤其充当刑事辩护主角的律师。然而经过一个阶段的实践，人们发现相关部门并没有完全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去执行，而是各自站在部门利益的角度，相继制定了超越法律之外的“解释”来维护部门利益，使得《刑事诉讼法》无法得到全面的贯彻和落实，以至于形成目前的这种状况。笔者试从律师的角度，将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现状和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归纳为“几难”分说如下： 　　其一，会见难。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把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由原来庭审前七日，提前到了侦查阶段，即《刑事诉讼法》第96条所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两院三部一委”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于1998年1月19日在《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进而明确了“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对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或者走私犯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五日内安排会见。”在这一规定中，关于律师提前介入的会见使用的是“应当”一词，要求相关部门在四十八小时和五日以内必须作出安排。可是在实践中，相关部门并没有完全照此执行，但均有一定的“理由”，其具体表现有：一是制造种种借口(或曰人员太忙没时间，或曰承办人已出差，或曰承办人病假……)，无限拖延，少则一周，多则十天，甚至到月余;二是会见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必须经过侦查机关同意。虽然两院三部一委《规定》的第24条明确指出：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其聘请的律师不需要经过批准。”但在实践中，由于把监视居住变成变相关押，把犯罪嫌疑人关押在一个固定的场所，律师的会见难上加难;三是律师单独会见犯罪嫌疑人难。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单独会见，立法作出了比较灵活的规定，即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但在实践中，所有案件几乎是全部派员在场，而禁止律师单独会见。更有甚者，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的会见，以及二审阶段律师的会见，统统派员在场，一律禁止单独会见。这一做法是同两院三部一委的《规定》的规定是相悖的。《规定》第12条明确指出：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案件已经侦查终结，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不派员在场;四是以本案涉及到国家秘密为由，不准律师会见。《刑事诉讼法》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考虑，对律师同犯罪嫌疑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