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根本形态吉尔平.docVIP

国际政治经济学基础哲理：经济与政治、财富与权势的关系；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三大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偏于民族主义的折衷视野（吉尔平） 政治经济学的性质( 罗伯特·吉尔平 各国际公司已分明宣告对“过时了的”民族国家发动意识形态战争……关于物质主义、现代化和国际主义是公司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信条的指责言之成理。涵义一清二楚：作为民主决策的一种政治单位的民族国家必须——为有利于“进步”——将控制权拱手让予这些新的商业小权力体。1 跨国公司结构是个现代概念，被发明出来满足现代要求，而民族国家却是一个非常老式的理念，很不适合服务于我们当前的复杂世界的需要。 这两段话——第一段出自加拿大民族主义者凯里·莱维特，第二段出自美国前副国务卿乔治·鲍尔——表述了当代国际关系论著的一个支配性主题。我们被告知，国际社会正愈益分裂为其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一方面，强有力的经济和技术力量正在创造一个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从而减小了国家边界的传统意义。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继续掌控人们的忠诚，并将依旧是政治决策的基本单位。正如一位学者对这问题的表述那样，“我们时代的冲突是族裔中心的民族主义与地理中心的技术之间的冲突。” 鲍尔和莱维特代表了关于这一冲突的两种彼此争斗的立场。鲍尔提倡减小民族国家的权势，以便充分发挥跨国公司生产潜力，莱维特却主张一种强有力的民族主义，它能抗衡美国的公司霸权。对一个人来说是经济理性的合乎逻辑和令人想望的结果的事情，在另一个人看来人却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一种为翦除所有抗衡性权势中心所做的努力。 尽管跨国公司的出现已经给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赋予了新外貌，但它仍是个老问题。例如，在19世纪，正是这个问题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之类古典自由主义者与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者截然分开。前者将社会组织中的首要地位赋予经济和财富生产，后者则强调经济关系的政治决定因素。由于这个问题对当代有关跨国公司的争论和本书的论辩俱有核心意义，因而本章分析对待经济与政治之间关系的三种主要方式，亦即分析政治经济学的三大意识形态。 政治经济学的涵义 本书的论点在于，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至少在现代世界，是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政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框架，并在意欲服务于统治集团利益的方向上引导之；一切形式的权势行使乃是经济体系性质的一大决定要素。另一方面，经济过程本身趋于权势和财富的再分配；它转变不同集团间的权势关系。这反过来又导致政治体系的转变，从而导致新的经济关系结构。因此，现代世界中的国际关系动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与政治之间互动产生的一种效应。 首先，我用“政治”和“经济”指什么？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将经济和政治说成是分配稀缺资源的两种不同方法：前者通过市场机制，后者通过预算。 罗伯特·O.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一项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卓越分析中，按照两个分析层次去定义经济和政治：结构层次和过程层次。 政治是“必须与一种关系秩序、一种结构……的建立相关”的领域。 经济则处理“短期分配性行为（即持久的体制、基本假设和常在预期）……。” 然而，与金德尔伯格的定义相似，这个定义倾向于将经济现象与政治现象彼此割裂开来，除非在基欧汉和奈界定为经济体系的“政治化”的某些条件下。这两个定义都未充分符合经济与政治这两者间关系的动能和内在性质。 在本书内，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转变为财富与权势的关系问题。按照对问题的这一表述，经济是创造和分配财富的领域，政治则是权势的领域。我将从几种意识形态的角度、包括我自己的视角去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然而，什么是财富？什么是权势？ 对于什么是财富这一问题，一位经济学同事回答说：“你想要什么答案？我的第32卷还是30卷答案？”像在任何研究领域一样，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令人难以捉摸。不可争议的定义是不可能的。如果问一个物理学家如何定义空间、时间和物质的本质，那么你不会得到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回答。你将得到的是个操作性定义，一个可用的定义：它允许物理学家去构筑一座智识大厦，但其基础在哲学家的详密审视下会轰然坍塌。 与此类似，经济科学最终依据的财富概念无法以一种确定无疑的方式得到界定。保罗·萨缪尔森在他的教科书中甚至没有尝试一下，尽管他在他对经济学的定义中提供了一点线索，说经济学是“关于人和社会怎样选择……运用稀缺的生产性资源……生产各种商品……和为消费而分配它们的研究。” 追随这一引导，我们可以说财富是能够产生未来收入的任何东西（资本、土地或劳力）能够产生未来收入的东西；它由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包括所含知识）构成。 政治科学的基本概念是权势。绝大多数政治学家都不会就此止步；他们会将权势被用来追求的目的包括在政治科学的定义中，不论这些目的是促进公共福利还是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统治。无论如何，很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