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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对社会主义法制的决定性演讲范文 实体上的正义是抽象的、不易把握的，程序是具体的、容易把握的，实体上的正义只有通过具体的程序才能得到实现和保障。作为许多程序的组合构成的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正义，取决于构成这一制度运行基础的程序。因此，程序是检验正义的标准。这里的程序概念是广义的，包括法律上的程序以及以其他形式确立起来的对社会运行具有约束力的程序。包括被法律规范的程序和各种规章制度规范的程序。包括被明确宣示的程序和在实际上起着作用的虽然没有明示但被大家所认可的程序。包括约束立法、司法、行政等国家权力运行的程序，约束舆论工具运行的程序。程序对实现正义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以至于在法学上提出了程序正义的概念，以区别于传统意义上抽象的实体正义的概念。法律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实体法规定了立法者所宣扬的价值取向，也就是立法者宣扬的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程序法则规定了实现正义的方法，是立法者制定的对实体正义的保障措施。实体法所宣扬的正义是否能实现取决于程序法是否对它提供了相应的保障，没有程序法保障的正义只能是镜花水月。判断一个法律制度正义性的标准是程序法而不是实体法，如果实体法赋予人们权利而程序法没有提供实现这一权利的途径，那么这是一个不能实现正义的法，它所宣扬的正义是虚假的。程序是正义的载体，没有程序就无法实现正义，正义只有通过程序才能得以实现，没有程序保障的正义不是真实的正义。程序和实体何者更重要？有人认为，没有实体上的正义就无所谓保障实体正义的程序，毫无疑问实体是最重要的。还有人认为，二者就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不能划分先后次序。应当说，后一种观点更有道理，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是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共同发展、共同完善的。但是在现实中，由于程序正义的发展水平往往滞后于实体正义，程序正义的发展水平往往决定了一个社会制度所能达到的民主程度，一个社会的民主程度往往表现为程序正义的发展程度。所以从实践来看，程序的重要性常常要大于实体。中国的传统观念把实体的正义放在首位，而并不看重程序正义的价值。但由于人们心中通常都有自己对实体正义的标准，而人们对实体正义的看法在总体上往往没有大的差别，所以可以说建立正义的过程主要是建立实现正义的程序的过程，是建设程序正义的过程。因此，轻视程序就是轻视正义本身，所谓的“重实体，轻程序”的实质是对正义本身的轻视。在这个意义上，程序和实体上的正义是一体的。就如英美法国家，只是重视程序法的建设，很少关心实体法，在法律的很多方面都没有实体上的规定，但是对民众利益的保障却超越了偏重实体法建设的大陆法系国家，尽管大陆法系国家并不轻视程序法的建设。程序不仅是保障正义实现的途径，它还是衡量正义的标准，通过对客观具体的程序的研究可以知道在一个社会能够实现多大程度上的正义。程序就像一杆秤，通过对程序的研究能够衡量正义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保障程序正义就像制造一杆精密准确的秤，确立起衡量实体正义的标准。没有程序正义，我们就无法衡量实体正义，也就无所谓实体正义。没有标准会造成人们对周围世界的怀疑，没有程序的衡量人们也无法确定身边表面上的正义是否是真正的正义。在中国，最缺乏的是程序正义，最被忽视的是程序正义，最迫切需要的也是程序正义。我们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有人民民主专政的共产主义制度，但这一先进的实体上的正义思想和制度却缺乏必要的程序来保障。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许多缺陷，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方面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应当拥有高度的民主，但在现实社会中理想却离我们那样遥远。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一套保障它得以实现的程序。应当说，我们在实体正义上超越了资本主义，但在程序正义上却还落后于资本主义，理想和现实在这里脱节。就像构成木桶的一块短木板一样，程序上的缺陷使社会主义的现实远远达不到理论上的发达程度。程序和实体的关系是表里的关系，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哪一方面的偏废都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已经为中国确立了高度的实体正义，我们接下来要着重发展的是程序正义的建设。“重实体，轻程序”是对我们工作判断上的失误，社会主义按照这种错误的思路畸形发展下去，最终会使人们对实体上的正义也失去信心，给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严重的阻碍。在程序与实体关系角度上我们谈谈中国的宪法权利问题。中国的宪法在人民的权利方面规定的是比较全面和完善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普通民众的权利却常常难以得到保障。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在很多人眼里都没有被看作是真实的权利，比如说平等权，比如说受教育权，比如说人身自由，等等。从受教育权的宪法诉讼，到孙志刚案，或者乙肝歧视案，这些事件都是侵犯人民宪法权利的事例，但是由于在程序上没有建立宪法诉讼的制度，这类事件发生后，权利受侵害者无法通过一条正常、有效的途径去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