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泰山老师对两位教授的人生采访.docVIP

二、两位教授的美满人生 （两位夫妻搭档、两位教授、同时享受国务院津贴、同时研究一个课题） 黄泰山：尊敬的贺教授，谈谈您的人生，同自我教育的渊源。 贺乐凡：我13岁就没有父母了，而且是同一天没有的父母，也没什么大人在身边。失去了双亲的庇护，还要带着4岁的弟弟、1岁的妹妹讨生活，生活极其艰难。 父母是下地干活得的血吸虫病，我清楚的记得父母临死前给我的忠告：好好长大成人，努力为人民服务！ 当时我上初中，有助学金，每月30斤大米，一天只能吃一顿饭。有一次，我饿得不行了，就跑到人家门口讨饭吃。那家人给了我一碗饭。我端着那碗饭，难以下咽。我在想，我怎么能靠讨饭过日子呢？想着想着，我的眼泪掉了下来。这时，恰巧被校长王资田看到了。他说：“没有出息，半大小子了，连碗饭都挣不出来。你可以去挣钱啊，为什么非要讨饭呢？”在校长的点拨下，我一边学习一边劳动，到饭店里跑堂、拉风扇，每天要挑20担水，从井里把水弄上来很不容易，尽管很累，但是我心里很踏实，因为这碗饭是我自己挣出来的。我靠自己的劳动得以挣到我和弟弟的三餐。我还在慈善总会谋了份差，当时收容所有很多人死了，需要埋掉，我们去做，帮忙埋掉了可以有饭吃。 黄泰山：父母在您13岁时，同时离开你们，还有那些印象呢？ 贺乐凡：我的母亲很善良，他们也很恩爱，父亲对我影响比较大。父亲比外公小十几岁，两人是同学，曾一起留学日本，并一同参加了同盟会。也正因此，外公把女儿嫁给了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同学。 父亲跟伯父留学回国后，都响应陶行知的号召，大搞乡村教育。父亲先在福建泉州教书，再辗转到南京卖字，又到国民党内政部工作，尽管工作待遇很好，但他还是跑回农村当了村里第一个小学教员，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播种到农村，并为国家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干部。 我记得，虽然乡村学校不是住宿学校，但父亲总是天不亮就起床，早早来到学校。五点钟，哨子一响，一二百个学生排成整齐的队伍，围着操场跑操。 学生们一边跑一边要高呼两个口号，一个是“诚信为立身之本”，另一个是“忠孝为立国之本”。“前者是教学生做人，在社会上一定要讲诚信；后者是要求学生对国家要尽忠，要有献身精神，对家人要尽孝道。这两者，直到现在也是不过时的，也是应该大力提倡的。” 我还记得，父亲任教学校对面的墙上用血红的大字写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大字。“当时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父亲说，任何一个人都有责任保卫我们的国家。那时，青年人都热血沸腾，七八岁的孩子都要为国杀敌，保卫国家。”在父亲的影响下，村里人特别爱国，大批农民踊跃报名修建机场，虽然有的人因为生病、劳累等原因没有回来，但是家里人以此为荣，没有一句怨言。从村子里出来的学生很多参了军，有的成为团长。在一次著名战役中，团长以下全都牺牲了，当中不少是父亲的学生。“现在南京的忠烈祠里刻有团长的名字，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些英雄。” 如果说父亲教给学生们讲诚信，那么贺教授的本家叔叔则是用行动印证了做人要讲诚信。这位本家叔叔自己办了个学校，多年来以校为家。贺教授回忆说：“他千万次地跟孩子们说不要说谎。”1985年，他还没有转成公办教师，而他教的孩子已经在各行各业有了建树。当地教育局提议为他转正。当时，本家叔叔已经八十多岁。按照政策，只要是1958年9月1日以后出生不满60岁的，就可以转正。巧的是，本家叔叔的生日是1958年8月10日。县教育局考虑到他为教育事业作了很大贡献，仍旧同意他转正，只是要把生日多填20天，填到9月1号以后。本家叔叔得知后，大怒，“我从来不跟学生说谎，我教育学生也不要说谎，我没想到你们现在要我说谎，我觉得我一生当中最悲惨的事莫过于此。” 本家叔叔最后自然是没有转正，县里每月给他发十八块钱人民币，但他没有怨言，心安理得地走完了余生。 这就是这一代人：奉献、诚实！现在的年轻人看起来也许觉得有些迂腐，但就是这样一代心安理得的一代人。 黄泰山：13岁那是就开始独立生活了。 贺乐凡：是的，初中开始独立生活的我，尽管艰难，但心里很充实。 王校长还允许我带着弟弟上学，既不耽误学习，也不耽误照顾弟弟，我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由于条件有限，冬天里我只能穿草鞋上学。屋里没有炉子，我的脚常常被冻僵了。有时候，赶上天气好，校长总会说：“天气这么好，我们到外面上课吧。”我知道，校长这是从学生心理出发，善意地维护了我们的自尊心，我们很容易接受这份善意。 初中毕业时，王校长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参加工作。他说：“保送你到师范去读书吧，免费的。”学校先保送了我，校长又问我：“你成绩那么好，为什么不上高中呢？”我说：“我没钱。”他说：“你考吧，考上高中，我帮你想办法。” 我以高分考上了高中，考的是白鹭山中学，白鹭书院是文天祥读书的学校。离开学校那天，校长来送我，给了我两个信封，他说：“你今天挑着行李，就要早点儿走，因为走山路要一百里，走平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