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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假释制度 论我国假释制度 一、我国假释制度的现状及成因非监禁化措施和行刑社会化的手段，假释调动罪犯改造的内在力量的激扬功能，对罪犯施行正反馈的鼓舞功能和刑罚的调控功能，并为罪犯由完全剥夺自由的监禁生活逐渐完全恢复自由的社会生活架设过渡的 一、我国假释制度的现状及成因 非监禁化措施和行刑社会化的手段，假释调动罪犯改造的内在力量的激扬功能，对罪犯施行正反馈的鼓舞功能和刑罚的调控功能，并为罪犯由完全剥夺自由的监禁生活逐渐完全恢复自由的社会生活架设过渡的桥梁。，从我国鉴于的情况来看，假释适用率畸低，与法律预期之间着距离。据统计资料，全国监狱每年假释比例平均为1%--2%，大大低于，而且也低于国内司法规定的3%的指标。司法部预防犯罪所课题组调查的数据，吉林全省93—98年假释总数为22人，占在押犯2794人的1%；辽宁省96—99年假释比例分别为0.67%、0.8% 、0.6%、0.8%。 对课题组的调查数据分析，很容易看出：假释的和比例非常低；假释率总体上成下降趋势。知道，假释设置的初衷是激励罪犯改造，早日回归社会。犯人对假释充满了渴望，然而假释条件的过分，假释率太低，就会使犯人望而却步，从而了改造的信心和决心。如此低的假释率，使本来经济负担沉重的监狱雪上加霜，可以假释而假释的犯人，是那些老、弱、病、残者和一丧失劳动能力者，只能在监狱里“坐吃闲饭”，再加上昂贵的医疗费，使原本就经费紧张的监狱不堪重负。 与假释率低成鲜明对比的是减刑的适用。据统计，全国每年有超过20%的在押犯减刑，实践中如此巨大的反差，使不重新审视这两项类似的刑罚制度。减刑与假释行刑中的措施，对罪犯在狱中的奖励。然而，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假释只是行刑的，是对罪犯在社会环境中的矫正，而减刑则意味着余刑届满行刑过程的终结。假释是附加条件的，犯人虽步入社会却仍粘贴着罪犯的标签；而减刑在余刑届满后，则完全了自由。由此观之，狱内的奖励，被减刑者所的报偿要高于被假释者。 也说，被减刑的罪犯，其悔罪迁善及回归社会的程度应当高于被假释的罪犯，对减刑的运用相假释应更慎重、更。 ，的法律与实践却与此相左。在行刑法中，与假释同等地位的减刑司法实践中却倍受行刑机关青睐。，我国减刑幅度窄小却可重复适用，其灵活、心理刺激连续的特点，使它能够在押罪犯的现实。而假释则只能适用一次，且适用假释的条件有限制，有期徒刑须刑罚二分，无期徒刑须十年，，被长期监禁的犯人而言，假释的遥远而渺茫，这显然不利于其在押期间的改造。，适用减刑时，罪犯仍在监狱，对社会现实的威胁；而假释的适用，使罪犯直接生活于事实上监督保护措施的社会，为我国的环境所难以，而且也了社会所承担的再犯风险。，行刑机关和司法机关害怕承担风险。假释是对罪犯附条件的提前释放，规定的考验期，期间，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再犯新罪、漏罪或者违反规定则应撤销假释也就说明了对其适用假释的失败。 综上所述，行刑机关和司法机关重减刑轻假释是假释率低现状的原因，除此之外，假释率低还有几的因素: ，传统刑罚观念的。自从自由刑替代传统的刑罚方法并在刑罚中占据主导地位后，人们在惩治犯罪的观念上了定势，惩治罪犯的最好方法拘捕监禁，剥夺或限制其人身自由，是其失去危害社会的条件。面对犯罪危害，社会公众更信赖自由刑的隔绝作用，是长期自由刑的适用。，公共舆论对假释的适用得敏感，绝愿承担非监禁刑所带来的犯罪风险，往往适用假释的个案失败，都舆论大哗。于是，执法机关在适用假释时出谨慎乃至消极的。 ，假释运作机制不畅，程序繁琐。在我国，假释的运作程序是：监狱行使假释建议权，人民法院掌司假释决定权，公安机关对罪犯的释后监督，检察院对法院的裁定假释予以法律监督。从理论讲，这四个机关分工，各司其职，彼此，互相制约，假释的运作应当非常顺畅。但并非如此。，假释运行中脱节。监狱只能提请假释，而批准假释，再加上监狱办理假释有的程序，使得假释很难的奖励措施。，公安机关面临严峻的社会，监督任务，害怕出问题既社会治安又工作量，竭力反对适用假释。基于上述分析，假释运作机制不畅，实践中假释适用率极低。 二、我国假释制度适用中的问题 我国假释率低受外部因素，而且与假释制度本身也有密切。主要在几个： ，我国刑法第81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原判刑期二分，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十年，遵守监规，教育改造，确有悔改，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从立法上看对假释规定的条件。犯罪分子除法定的服刑期限外，还具备遵守监规，教育改造，确有悔改不致再危害社会三个必备条件的情况下，才适用假释。那么，在假释前如何预测罪犯的再犯性呢？实践中，行刑适用假释时，主要考虑犯罪分子的狱内悔改，据此判断其人身危险性的大小。然而，仅靠狱内预测是片面的。罪犯在附条件释放后能否的社会生活，会因科学的预测机制而无法预测。，监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