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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预算收支关系：一个三变量误差修正模型的检验 [内容提要]目前学术界对政府预算收支关系争论的焦点集中于预算收支因果联系，并形成了三种代表性观点：收支同步论、以收定支论和以支定收论。本文主要在中周1978～2005年经验数据基础上，考察中国政府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关系，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包括Dickey-Fuller序列平稳性检验、Johansen协整分析以及经GTS理论修正后的三变量误差修正模型。约束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中国政府预算支出到预算收入之间并不存在短期因果反馈效应，但具有长期因果联系，从而证明了长期内以支定收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关键词]预算收入，预算支出，实际产出，三变量误差修正模型 　　一、引言 　　政府预算收支变动直接影响着财政赤字调整、资源配置流动和宏观经济稳定，反映了一国经济波动的整体趋势和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向，因此政府预算收支关系一直是公共经济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如果预算收入超支出增长，说明政府采取了紧缩的财政姿态(fiscal stance)，社会资源从私人部门流向公共部门，以便抑制经济过热趋势；如果支出超收入增长，则表明政府以积极财政政策拉动经济，财政赤字也会不断放大并引起一系列的经济反应。虽然这两种情况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都曾出现，某些年份甚至还一度给宏观经济带来比较大的冲击，但正如图1所示，1978年以来政府预算收支变动幅度基本一致，同实际产出一样保持了缓慢上升的趋势，但增长速度慢于实际产出。 　　目前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政府预算收支的因果联系，并形成了三种代表性观点：(1)“收支同步”(fiscal synchronization)论。这种观点认为政府对预算收支的调整是同步进行的，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互为因果，两者中任意一方的扩张都会带动另一方增长。(2)“以收定支”(tax-and-spend)论。这种观点认为预算收入导致了预算支出的变化，因此控制税收是削减政府规模的有效途径。(3)“以支定收”(spend-and-tax)论。这种观点认为预算支出增加导致财政赤字扩张后，无论将来以国债或税收弥补赤字对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影响都是完全等价的，因此是预算支出决定了预算收入的变化而非相反。很多文献采用经验分析检验上述理论的正确性，但由于考察样本期和样本范围以及模型设定形式的差异，导致衍生出的经验证据很难就预算收支关系给出合理解释。 　　从计量方法运用来看，很多文献受限于双变量因果关系检验，而没有考虑其他因素对政府预算收支的影响。1991年以来，Jones和Joulfaian(1991)、Hoover和Sheffrin(1992)以及Baghestani和Mc-nown(1994)等人开始用协整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经济现象的内在逻辑，但他们仍然没有摆脱双变量计量分析框架的局限。鉴于这种情况，Gerrard(1995)在上世纪70年代已经出现的平均计量回归(AER)、非理论时间序列分析(ATST)以及伦敦计量学派(LSE)方法基础上，对多变量计量模型做了初步讨论。Owoye(1995)、Vam-voukas(1997)以及Darrat(1998)进一步将三变量纳入分析框架，采用Hendry(1995)提出的经从一般到个别(general-to-specific，GTS)理论修正后的三变量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ECM)，扩展了已有文献对双变量因果关系的研究，从而弥补了已有文献在计量方法上的不足。 　　二、相关的研究文献和方法回顾 　　(一)理论观点的相关研究 　　关于政府预算收支关系的研究文献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在三种代表性观点中，“收支同步”论首先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Musgrave(1966)、Meltzer和Richard(1981)认为政府支出和税收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反馈机制(causal feedback mechanism)，即支出和税收的扩张都会导致对方随之增长，任意一方的削减也都会减小政府规模，因此他们都支持收支同步论观点。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政府必须使预算支出按照预算收入来安排，从而支持“以收定支”论，代表人物包括Friedman(1972，1978)、Buchanan和Wagner(1977，1978)。他们强调在乎衡预算的情况下，征税决策也就是支出决策，政府支出方案必须同税收征收计划相统一，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降低预算失衡和经济失调的可能性。政府支出扩张必须由税收增加来决定，否则财政赤字扩大将带来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如币值不稳定、利率浮动以及政府支出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等。Peacock和Wiseman(1961)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政府预算支出导致了收入的变动而不是相反的过程。他们认为很多情况下的外生经济变量扰动，如战争、自然灾害、不稳定的政治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