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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产配置现状的深层分析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目前的资产配置较为单一。从存量资产配置上来看，债券资产持有比例较低，信贷资产的持有比重较大；在信贷资产的持有结构上，又存在倚重中长期贷款的趋势，短期贷款占比下降较快；从增量资产配置上来看，风险资产的投资比重较大，而无风险资产的投资比重又相对较小，而且在总体风险承受上存在国有信用担保下的道德风险倾向。由此可见，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存在整体的失调与扭曲。这种失调与扭曲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分业经营的内生制度约束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指定出来的追求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制度确立合作和竞争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构成一种经济秩序。（Douglassc.North，1979）制度是经济领域的内生变量(TheodoreW.Schultz,1968)，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要产生相应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产配置的扭曲实际上正是分业经营制度下的被动选择的结果。作为金融市场主体的国有商业银行丧失自身的经营选择权，只能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进行有限的资产选择。实际上，这本身与市场经济基本游戏规则相背离。根据1995年的《商业银行法》以及近年来关于禁止信贷资金入市的规定，我国商业银行通过股票市场分散自身经营风险的出路基本上被封死了。商业银行只能从事传统的存贷业务。这一方面，抑制了商业银行创新动机，另一方面，限制了商业银行的利润创造。当然也加大了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随着我国近年来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商业银行在利润最大化动机和市场竞争压力下，过于集中的信贷投放，使得商业银行往往蕴涵了大量的经营风险。据统计，国有商业银行99年不良资产比率为25.3％（戴相龙，1999），2000年则为29.17％，2001年为25.36%。市场化改革的经济背景以及分业经营的监管模式，使得仅仅具备有限经营选择权利的国有商业银行处于一种事实上的“两难”境地。在中间业务开展滞后，债券市场容量有限的背景下，国有商业银行可以选择的投资只能是贷款。而贷款本身所蕴涵的风险较高。特别是在现有的信用环境下，这一点就更为突出。在强调风险，关注不良资产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的应对措施只能是收缩信贷。而“惜贷”本身有是对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背离。由此可见，分业经营的内生制度约束强化了国有商业银行资产配置的整体扭曲。 (二)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体制共存因素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奉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国有银行的地位无非是国家财政的出纳，没有任何事关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的要求。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国有商业银行的首要目的就是服从与服务于国家的战略需要，将国内相对有限的资金集中到国家重点建设中去。而这些重点建设的存在形式大多是国有企业。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在80年代至1993年之间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国家财政的计划指导下，执行国家信贷计划和规模控制，将资金分配给进行重点建设的国有企业。至于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及安全并不是国有专业银行考察的重点。 1993年之后，国有企业年年亏损，逐渐成为国家财政的负担。（如图1-2）一方面，政府面临着职能转换的压力；另一方面，国有企业面临着体制转换的压力。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国家政府职能的转换，必须让国有企业走向市场；而国有企业的走向市场之初不能没有国家政府的扶持；而国家政府的政策扶持显然与国家政府职能转换相背离。转轨背景下的政府“两难”（dilemma）不得不寻求一种稳定中的共存，这便是国有银行的财政职能。这一职能在1998年“拨改贷”政策的实施之后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而国有商业银行一旦具备这一职能，这就内在的决定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必然服从与服务于转型中的国有企业的贷款冲动，而这种内生的冲动又刚好强化了国有商业银行资产配置的单一性。 反过来，从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看，由于产权不清晰，所有者主体缺位，国有银行经营管理者代行政府管理职能，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很难对大量不良资产产生的原因进行归类。因此在预算软约束与寻租动机的趋势下，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者极易发生“败德”行为。因此，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93年之前国有商业银行会滋生那么多的不良资产。同时，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国有商业银行为什么不愿寻找其他可开发资产的原因。由此可见，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银行的体制共存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模糊背景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框架。这也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产配置单一深层次原因。 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问题，不仅是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而且是一个复杂的制度问题。它既有来之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资产管理思路陈旧的束缚，也有现有分业经营模式的制约和深层体制问题的困扰。因此，它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