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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序格局：中国社会转型的“内核性机制”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汤艳文 问题的提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确立表明，中国加大了迈向现代社会的步伐。在“经典”文献以及近年来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的论著中，“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当代的现代化问题专家S.N.艾森斯塔德并不反对现代化的“趋同论”，但他反对现代与传统的断裂与对立，他认为，从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一种令人感兴趣的非连续性与连续性的混合物”。由此，现代化并不需要消灭传统，也不可能消灭传统，需要探讨的是应该如何让传统适应或顺应现代化，即让传统为现代化所吸收和整合，传统是现代性的一部分。 对社会的结构“转型”的研究表明，人们正试图超越过去关于“现代化”问题的关注，通过不同的划分标准或者认识立场以获得对中国这样一个急速变迁社会的总体性认识。“转型”研究把人们的视角从“现代化”问题转到了“社会主义与另一种现代性”的研究中。问题是，我们是要把转型的注意力放在“社会主义与另一种现代性”上，还是在社会本身的“自运行机制”上？也即，是否要在承认既有制度对于社会变迁的作用的同时，注意到在既定社会空间里，社会结构的转型发生时，将会有什么样的源自本土的“内核性机制”发生作用？本文试图在已有的研究文献基础上探寻和讨论中国社会的转型的“内核性”机制，以对中国“转型”进程提供一个概念图式。 一、“新传统主义”与“关系产权” 人们无论如何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曾有世界近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共产主义的政权体制之下，这种政权体制构造了一种社会类型。然而，一度非常盛行的极权主义或者多元主义模式都没有能够对共产主义政权体制造就的社会结构本身、其结构内部功能的微妙搭配给出足够的描绘。极权主义模式强调的是党的无所不在的权力，党按照其意识形态对社会实施全面的改造，人民被要求百分之百地服从，这种模式下，社会一直处于政治总动员的状态下。但是，对社会的这种类型描绘并不准确、完整。集团利益模式也有问题。它假定“真正的”政治活动是以集团为基础的，“集团”被假定为政治活动的基本单位，它在行政机构、法庭、立法机构、政党等制度的掩盖下活动。因为假定在社会与国家正式的法治机构的外表下面，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政治生活的实际，这一理论把注意力放在了集团的分类和描述上，包括各个集团的身份、范围、（推设的）共同利益，及其对政府政策的制定与实行施加影响的机会，而共产党用为用来组织政治活动的独特的组织机构，它对于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本来意义，则没有能够被引起足够的关注。 认识到这样两种社会的类型划分的缺陷，华尔德提出了“新传统主义”的认识模式。他发现，特定制度总是扎根于特定的社会土壤中，有其内在逻辑合理性，与可能的制度后果，它会造就了相样的社会人际关系，以及政治行为方式。这样，它使自己与上述两种模式区别开来：华尔德转变了极权统治――民主统治模式这样的统治形态比较方式，他把党的干部提升看作是一种分配或者报偿机制，把党的干部提升本身所内含的流动机制作为他比较研究的中轴。 在此基础上，通过观察、比较，华尔德给出了自己的研究判断：列宁主义式的政党的组织特性是，这样的政党组织强调党的目标实现，它要求党员绝对服务命令与组织纪律，从而形成一种的命令式科层制组织结构，掌握国家政权的政党会按照忠诚分配上升机会和特权。但这样的意识形态导向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后果，党的基层组织在踏实的基本群众（loyal clients）里发展出了一套固定关系网，进而，在共产党社会中产生了一种丰富的实用性私人关系的亚文化。吊诡的是，共产党的社会与经济的许多方面确实在往现代化迈进，但作为政治实体，它们却变得日益“新传统化”。所谓“新传统化”，也即在现实中存在的那些与“传统”相同或相似的因素，比如私人关系的发展所发展出的关系网。 如果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党、政府与社会的一元化体制结构使现代社会的构建努力中出现了新的人际间依附关系。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政党以及政治体制中的组织原则是否又出现了什么样的新的变化呢？如果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会导致一种新的分配或者报偿机制出现，它是会影响到政党――国家体制的。华尔德的研究与判断是，政治忠诚这一特殊主义的流动机制将难以维持，一种普适性的平等对待的报偿原则可能会出现，但二者并没有形成替代之势，当个人可以通过教育等方式获得资源，实现流动，进而，这个社会中可能会出现二元的（基于政治忠诚的、基于教育等普适原则的）流动机制。 这一研究中，华尔德吸取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营养，产权的概念被引入：市场化（基于产权的机制）会渗透到政治组织结构中，政治忠诚与基于产权的报偿机制混合起来，由此，市场经济在中国社会渗透的结果是，地方政府将掌握实际的产权，地方政府作为厂商，即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动力，也使中国的腐败问题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