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苗乡探奇到发展自觉民国时期凌纯声等与石启贵湘西苗族调查研究.PDF

从 “苗乡探奇”到 “发展自觉”：民国时期凌纯声等 与石启贵湘西苗族调查研究比较 吴合显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吉首，湖南 416000） 摘要：田野工作中，根据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是否具有相似的生活经历，可以将研究视角大致 分为主位 （etic ）和客位 （emic ）两种类型。主、客位的研究取向和学术定位不一致，通常 会陷入对同一时期同一研究对象的反映大相径庭的困境。探寻采取哪种身份更能真实反映研 究对象固然重要，但分析知识生产过程中大的时代背景以及研究者的学术经历、社会地位以 及调查动机对于推动民族学学科发展更具现实意义。本文比较民国时期凌纯声、芮逸夫与石 启贵的湘西苗族调查研究，透过他们表征在外的主位、客位身份，试图从时代背景、学术经 历、社会地位以及调查动机四方面来深入理解他们民族志里分别凸显的“苗乡探奇”与“发 展自觉”的特点。 关键词：湘西苗族；苗乡探奇；发展自觉；凌纯声；芮逸夫；石启贵 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Harris ）认为，人类学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研究人类文化行为：一 种是研究者以局外人身份了解研究对象的内心世界；另一种是研究者以局内人身份诠释本民 族的文化行为。前一种研究称为客位研究方法(etic)，后一种研究称为主位研究方法 （emic ）。[1]在民族志知识生产过程中，局外人 （outsider ）与局内人(insider)的价值取向和 学术背景等不一致通常会陷入对同一时空研究对象的描述大相径庭的困境。20世纪30年代国 立中央研究院院长、我国民族学先驱蔡元培先生委派凌纯声、芮逸夫两位学者，到湘西开垦 民族学处女地，苗族学者石启贵承邀协助工作。他们在乾城、凤凰、永绥三县苗乡实地考察 三个月，1947年 《湘西苗族调查报告》问世。凌、芮两位先生离开湘西后，石启贵受聘为补 充调查员，继续从事湘西苗族实地调查研究。1985年由后人整合其 《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 书》和 《湘西兄弟民族介绍》成书 《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本文比较民国时期凌纯声、 芮逸夫与石启贵的湘西苗族调查研究，透过他们表征在外的主位、客位身份，试图从时代背 景、学术经历、社会地位以及调查动机四方面来深入理解他们民族志里分别凸显的“苗乡探 奇”与“发展自觉”的特点。 1 一、从 “客位”到 “主位”的湘西苗族研究 在民族志生产过程中，研究者采取“主位”或“客位”身份势必会影响其民族志的价值 取向和特点。凌纯声、芮逸夫作为 “局外人”，以“客位 ”身份研究我族1，突出对我族文 化的探奇行为；石启贵身为 “局内人”，以“主位”身份表述我族全方位的实景，唤醒我族 民众权利争取和发展建设的自觉。 （1）“客位研究”与 “苗乡探奇” 最早对中国苗族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局外人是日本学者鸟居龙藏。鸟居龙藏1902-1903年 对中国西南诸地的苗族进行了调查，归国后写成《苗族调查报告》，内容涉及苗族名称演变、 地理分布、神话、体质、语言、风俗、服饰、乐器等方面。[2]此后，国内学者在惊叹国外学 者亲历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的勇气之余，也纷纷付诸于实践，凌纯声、芮逸夫先生于1933 年春夏间对我族的实地调查就是突出个案之一。 凌纯声、芮逸夫于1933年5月至8月对我族地区的凤凰、乾城、永溪三县进行调查，1947 [3]1但凌纯声、芮 年调查成果 《湘西苗族调查报告》问世，成为国内学者我族研究的处女作。 逸夫的“局外人”身份影响了他们对我族研究的价值取向和特点。笔者认为 《湘西苗族调查 报告》最突出的特点也就在于对我族记录中体现出来的探奇行为。 笔者认为凌、芮二人的探奇行为来源于对我族文化残余 （cultural survival ）记录的使命。 凌纯声、芮逸夫先生认为湘西鼓舞是我族原生文化中值得记录的部分：“湘西苗族的文化虽 较落后，然在其保存的原始文化中，并非一无可取。如鼓舞、技击等，都有保存的价值，而 尤以鼓舞最能引人注意……”[3]150虽然湘西苗族鼓舞很有记录价值，但是 “近年以来，地方 政府屡次出示严禁苗中淫祀，因此跳鼓藏一类的鼓舞，已不常举行。而苗中稍受教育所谓有 识之士，谈及他们的鼓舞，常引为奇耻大辱，以为是暴露他们野蛮的特征。数十年后，这种 可以表示民族性的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