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世之良相王旦.docVIP

“平世之良相”：王旦论 按：如标题所示，本文为笔者关于君臣关系个案研究之二。依时代顺序，之一为《定位皇权，肇始宰辅专政：李沆论》、之三为《“左右天子为大忠”：寇准论》、之四为《恶的历史：佞臣如何左右皇权——王钦若论》、之五为《“罔上弄權”：丁谓論》。笔者选择的贯穿于整个宋真宗朝历史的五个宰相，可以说大体上囊括中国历史上宰相的基本类型。通过对上述五种类型的宰相的政治活动，笔者试图把皇权这样一个重大的课题，放到较为具体的历史场面来加以讨论，以期在视觉上更加清晰。 引言 　　向来，政治舞台的聚光灯总是投射在少数名人和具有戏剧性的事件上，而对凡人常事则过于吝啬。王旦虽然贵为宰相，但在权相林立的宋代，他的名声并不显赫。似乎既乏惊人的伟业，也无专横之恶名，没有什么可书可写的。因而，后世的宋史学者也往往对其略而不论。然而，我以为，历史的长河并不总是波澜壮阔，更多的还是平静地流淌，平静地走过一程又一程。历史的绝大部分景观可以说都是平淡的，没有浓墨重彩。但平淡也是不应忽视的存在，平静地流淌往往铺垫着波澜壮阔。就王旦而论，他主要活动于宋真宗时代。这并不是一个英雄时代。在这个时代，创业的君主们业已逝去，留给了宋代历史上第一位正常继统的宋真宗一个偌大的江山。较之在血雨腥风中创业，或许在莺歌燕舞中守成更难。而在已经确定的“与士大夫治天下”[1]的基本框架之内，从第一位正常继统的皇帝开始，君臣关系如何定位，也不容回避地首先摆在了这一时期的君主和宰相们的面前。是启宋代君主独裁之滥觞，还是开宰辅专政之端绪，则关乎着历史的走向。我们无法推测王旦等当时的宰相们是否有着明确的认识，但他们的实际行为，则确实把宋代政治推向了宰辅专政制[2]的轨道，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君主独裁制。这中间，在宋真宗在位的二十多年内，长达十余年担任宰相的王旦，被宋人誉为“平世之良相”，[3]其作用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到目前为止，尽管在宋史学界对王旦尚鲜有专论，但我主要并不是想对其作人物褒贬论，而是意在分析其诸种行为的背后所蕴含的意义以及所产生的影响。是为论。 一、真宗时代 　　至道三年（997）三月，患病月余的宋太宗驾崩，皇太子奉遗制即皇帝位于柩前。[4]是为宋真宗。这一年，宋真宗刚好三十岁，[5]正可谓是“三十而立”。在宋代历史上，宋真宗是第一位正常继统的皇帝。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即位，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然而，即皇帝位对于宋真宗来说，也许并不能使他踌躇满志，感到坐江山的愉悦，倒可以说是一份过重的承受。 　　首先是皇位继承的问题。自从宋太宗在“烛影斧声”之夜打乱了皇位继统的正常程序之后，皇位继承就成了一个变数。无论是皇叔皇弟，还是皇子皇孙，谁都可能成为、也可能不成为下一任的皇帝。宋朝的皇帝，把皇位这把交椅看得格外重，并不轻易树接班人，往往到了在位的晚期，病入沉疴之后，才在大臣们的劝说下，确定皇太子。被确定的皇太子，也未必是长子。这又是一个变数。皇太子的确立，乃至新皇帝的即位，也并不是在位皇帝一个人所能决定得了的事，一定要与主要大臣相商，获得赞同之后才能决定。因此，其幕后往往隐伏着朝廷中的派系之争。 　　我们来看一下宋真宗即位的背景。他是宋太宗的第三子，在宋太宗去世的一年多前，才被立为皇太子。在此之前，凡是向宋太宗建议立皇太子的人，都被其以盛怒拒之。《宋史》卷281〈寇准传〉载：“时太宗在位久，冯拯等上疏乞立储贰，帝怒，斥之岭南，中外无敢言者。”我一向称宋太宗为“亚开国皇帝”。这不仅是因为宋太宗参与导演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政变剧，更因为他是在“烛影斧声”之后，不明不白即的位。[6]以这样一位向来被认为是强权的君主，在确定继承人的问题上，也不得不同大臣相商。也许他知道，他可以在活着的时候拒绝别人立储的建议，但却管不了身后之事，而他的大臣们却还要与新君共事，因此后继新君必须要获得他们的支持。同样是〈寇准传〉载：“准初自青州召还，人见。帝足创甚，自褰衣以示准，且曰：‘卿来何缓耶？准对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师。帝曰：‘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准曰：‘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俯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准曰：‘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帝遂以襄王为开封尹，改封寿王，于是立为皇太子。”[7]寇准回答宋太宗的话，说得极为委婉，但宋太宗听得出来，我们也看得出来，寇准实际上是赞同宋太宗的提案的。这就使宋太宗作出了从诸子之中选择真宗的决定。而据《五朝名臣言行录》前集卷四的记载，宋真宗被立为皇太子则是由于寇准的提名。总之，这些都是宋真宗被立为皇太子的幕后操作。 　　然而，靠非正常方式登基的宋太宗，心胸狭隘多疑，他虽然在自己病情不得已的情况下，立了真宗为皇太子，但总有些不情愿。接着上面引述的〈寇准传〉的记载，就有如下的叙述：“（皇太子）庙见还，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