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际隐逸文化的嬗变以徐积为中心的考察.docVIP

唐宋之际隐逸文化的嬗变 ——以徐积为中心的考察( 齐巧玲 戴婷婷 殷 杰( （湖州师范学院 历史系，浙江 湖州 313000） 摘要：北宋学者徐积一生积极用世，身后却被赐谥处士。宋代类似赐处士号的数量明显增加，不少致仕官员与任学官者也被认定为隐士，体现出唐宋间隐逸文化的深刻变化。它表明宋廷开始改造传统隐逸文化内涵，实质是将隐逸文化的不合作内涵替换以合作，这是一种被隐逸，可称之为“赐隐”，是宋以下集权化的一项举措。 关键字：徐积，唐宋，隐逸文化，嬗变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北宋学者徐积，是大儒胡瑗的高足。胡瑗所创安定学派标举“明体达用”，倡导经世致用之实学，徐积又被誉为最具安定之风，但颇有意味的是，他在身后却被宋廷赐谥为处士。类似矛盾的现象，集中新出于宋代，但并未得到学界的关注。本文认为这是唐宋变革的一项体现，拟以徐积为个案入手考察，揭示隐逸文化在唐宋之际的嬗变。 一、徐积的处士身份之探讨 徐积（1027-1103），字仲车，楚州山阳人。初从胡瑗学，41岁考中进士，之后因母丧和耳疾长期家居。[1]（卷四五九《徐积传》）60岁时得到推荐出任楚州州学教授，70岁特授和州防御推官，75岁改宣德郎，77岁卒于楚州州学教授任上，共计任职学官18年，其中有数次阶官迁转经历。政和六年（1116），赐谥号节孝处士。[2] 从徐积的生平经历看，并无任何迹象表明其有隐逸倾向与行为。张立伟先生揭示了隐逸的五个要素：正义、待时、自由、生存、冷漠，并视儒隐与道隐为隐逸文化的基本脉络，将隐逸分为两大类型：抗议性的忤世之隐，与逃避性的避世之隐。[3] (p47-67)纵观徐积一生，的确曾有一段不仕的经历，但并非出于他本人意愿，而是因为登进士第后连遇母丧、耳疾。晚年由于多次得到中央、地方官员的举荐，出仕为楚州州学教授，18年后卒于任上。因此，徐积并不具备隐逸的基本要素，他也不属于忤世之隐和避世之隐中的任何一种，称不上是传统意义上的处士。也没有任何史料表明，徐积将自己视为隐士。 与受封处士号恰成鲜明反差的是，徐积一生秉承师训，积极用世，是一位十分入世的学者。 首先，从徐积的学术倾向看。徐积于及冠之年师从胡瑗[4]（附录《事实》之《待制王公撰行状》），是时胡瑗执教湖州州学[5]，“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6]（卷一《安定学案》）。徐积的儒学以“正”为核心范畴，自云“于安定处得此一字，亦用不尽”[7]（p26）。关于“正”的运用，具体如下： （徐积）尝曰：“吾之书，大要以正治心、以直养气而巳。”……或问立朝之要，则必曰以正辅乎君。或问修身之要，则必曰以正修其身。自远方寄巨轴请教者，大书一“正”字与之。[4]（附录《事实》之《待制王公撰行状》） 这是儒士典型的修齐治平思路，只是徐积更为强调修身环节。安定学派兼重体用，门人往往是一专多能的经世之才。作为安定高足，徐积除了在经学、文学上有成就之外，还兼擅多项经济之术。王资深为其所撰《行状》云： （徐积）天文之学尤造其妙，星辰躔度，若辨白黒……平日默处一室，几若与世相忘。至其论天下事，则衮衮不倦。有客自广东奉使归，见先生，因论二广山川险易，堡塞疏密，番禺枪手利害，口诵手画，若数一二。使者叹曰：“不出户而知天下者，徐公是也。”先生于前代名将酷慕诸葛武侯，以其所学之广，所养之厚也。尝谓：“兵者实大贤盛德之事，非小才小智所能用。不独用之难也，言之亦难。若其所养不至而易言之，鲜不败事……作《大河诗》二百余韵。[2]（附录《事实》之《待制王公撰行状》） 可见徐积精于天文学，亦涉猎舆地、军事、水利。其所撰《节孝先生文集》中载有《论兵》[4]（卷二九）、《复河说》[4]（卷二八）等文，其《语录》中亦有专论治河之言，且自云“尝因大禹治水之法而亲观其势，且自陕以西登高东望” [4]（卷三一《语录》）。这些正是胡瑗在湖学所授之主要科目，徐积可谓得安定衣钵之传。 其次，从徐积的实际践履看。他的一生可以分为乡居和出仕两段。徐积的文集中，载有多篇乡居期间谒官自进之文，《上赵殿院》自谓“身居布衣，而志在朝廷”[4] (卷三○)，《上楚州慎郎中书》言“愿扫于阁下之门”[4] (卷三○)，《上提刑邵学士书》则言： 虽其人闭门却扫，潜光遁迹，不愿与公卿大夫相闻，不可得也。近著六篇，谨授仆人投献，且以为几席之污。如阁下者，姑可矣。然后敢自信，即尽其所有。[4] (卷三○) 干谒当路、怀牒自进之心跃然纸上。徐积晚年出任楚州州学教授，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