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至今新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演变.docVIP

“五四”至今新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演变 　　在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封建等级社会中,男人是世界的中心,女性只是男人的附属品. 女性没有独立的人格与权力,反而被神权、政权、族权和夫权紧紧包裹着. 《周易》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 ,贵贱位矣 . ““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 “《列子》云:”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 “这些传统着作无一不标榜女人是卑下的,天生就应受制于男权世界. 在封建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多是以柔弱温顺、服从封建礼教的女性为正面形象. 更有甚者认为,女人除了为男人当牛做马、生儿育女外,再也没有别的权力. 但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浪潮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新女性形象. 通过对这些发展变化的新女性形象的研究,可以窥探出近代以来中国妇女的解放之路,还可借古观今,为当代女性的人格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第一步:走出家庭 　　根据美国学者的考据,我国直至清末还没有”女性”这一概念. 女性只在家庭人伦秩序中存在,只是父亲的女儿、丈夫的妻子和儿子的母亲. 在中国父权制的社会系统内,女人被牢牢束缚在家庭内. 因此,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吹起的妇女解放之风,女性第一步要做的是走出家庭,从禁锢她们的闺房、三寸金莲中挣脱出来,因此,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新女性也多是”出走”的形象. 　　1918 年 6 月出版的第四卷 《新青年》刊登了易卜生的小说《娜拉》, 在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1919 年 3 月出版的第六卷 《新青年 》刊登了胡适仿照 《娜拉》创作的独幕剧《终身大事》,同样讲述了女性为争取婚姻自由而离家出走的主题:23 岁的田亚梅留学期间与同学陈先生自由恋爱,但她的父母听从算命先生和宗祠的意见反对二人成婚, 田亚梅在说服父母失败后同陈先生私奔. 《娜拉》和《终身大事》成为”五四”新文学”出走”主题的始作俑者.娜拉与田亚梅成为”五四”新女性争相效仿的对象. 冲破家庭的牢笼、追求自由的爱情的新女性是这一时期文学作品推崇的形象. 而家庭是磨灭女人个性的牢笼,女性只有找回自己才能实现真正的个性解放. 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描写了一位离开家在外疗养的追求爱情和个性解放的青年女学生. 不同于传统家庭中的贤良淑女,莎菲热烈地追求爱情、主动地选择男人.当遇见英俊的凌吉士,她”狠狠地望了他几次”,并在日记里写到”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地献上他的心”.当发现这个俊美的人儿不过是一个庸俗、卑劣的人时,她就毅然拒绝了他,莎菲追求的不仅是男女之间的情爱, 还有高尚的理想人格,追求灵与肉高度统一的崇高爱情. 庐隐于 1923 年发表于《小说月报》的小说《海滨故人》,讲述了五个女大学生各自对情感生活的追求. 露沙爱上了有妇之夫梓青;云青拒绝了父母为她选择的品貌双全的男子,却爱上了另一个在其父母看来毫无前途的青年.虽然这些时代新女性的恋情在父母的干预下都烟消云散了,可她们代表了那个时代女青年对爱情的追求和对封建家庭的抗争.即使她们都面临着娜拉出走之后的问题,就像子君一样面临生存的困境,但她却以自己的尸体宣告与以父权、夫权为支撑的家庭的彻底决裂.当她坚定地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毅然走出封建家庭时,不仅意识到了自我身体的”属己性”,同时也发出了”五四”时期女性的最强音. 　　这些叛逆的、大胆的、卓尔不群的”五四”新女性打响了妇女解放的第一枪,她们”虽遭阴谋秘计,压抑之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1]但这毕竟是女性第一次从几千年的压迫下觉醒,第一次为自己的解放而呐喊,因此,”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往往有自身的局限性. 她们多是将目光投射在爱情和婚姻的小视野中,有的在得到甜蜜的爱情和美满婚姻后便就心甘情愿地当起了相夫教子的贤淑女子,有的在追求爱情和婚姻失败后,则变得消沉、悲观甚至自我毁灭. 　　第二步:走进革命 　　”五四”运动后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进入了以革命和战争为特点的社会动荡时期. 战争改变了一切,”五四”以来,”救亡”和”启蒙”两大主题不断向”救亡”倾斜,”救亡”成为文学作品表现的主题.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民族的危机、国家的动荡牵动了包括女性在内的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此时文学创作的新女性形象不再是”五四”时期只局限于个人狭小圈子、 只注重追求个人爱情和婚姻的女性,而是自觉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中的、在社会政治活动中展现时代风采的新女性. 　　茅盾于 1929 年和 1930 年分别创作和出版了小说《虹》和《蚀》,在这两篇小说中,茅盾塑造了一批时代的新女性形象. 《虹》中的梅行素有着美丽的容颜、活泼的性格和强健的精神, 当她遇到了有着坚定信仰的革命者梁刚夫后,心中”久蛰的爱恋”被触动了. 小说的后半部梅行素放弃出国, 最终在上海的工人运动中找到了事业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