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音乐民族志描写风格的 当代转型及思维特征资料.pptVIP

因此，作为个体研究者，我倾向于不要轻易地去说，“我的研究不是科学主义、“现实主义”；而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XX主义！”。 这是因为，“多种表述方式并用”亦即“混合使用人称体系”（罗兰·巴特语），乃是现代音乐民族志叙事书写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特征之一。 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在自己进行偏于“主位”“局内观”的反思性、探索性思考和藉此对自己以往的研究思维、方法进行补充、修正的同时，却在自己的写作中完全、彻底地拒绝位于另一端的客位、局外人的视角立场及以科学精神和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另一种文化元素。 你可以说，你的某一篇论文、某一种观点是“当代的”、“后现代主义的”或者“阐释性”“实验性”的等等；但切忌随意地给自己基本的学术形象和整体研究方向贴上这类标签，否则也容易让自己陷入“公式化” “概念化”“脸谱化”的“革命超现实主义”泥沼。 * 鉴于此，作为民族音乐学学者，我建议提倡持有一戒“观念超前，行动滞后”，二戒“以新掩旧，以偏概全”的学术态度，把相关学术讨论的焦点放在思考怎样结合我们当前的社会现实环境条件，尽量在观念和思维层面上处理好两种不同时期和社会环境条件下产生的不同书写方法之间的结合关系。总之，应该把有限的精力和时间放在音乐民族志研究的田野考察和研究实践中去，在本学术共同体具有的学科规范和学术理念指引下，走个性化的考察研究之路。 * 谢 谢！ * 三、对不同学术层面运用“非位表述” 书写方式的几点反思 * （一）分析方法层面：“音乐举证”和“典型刻划”中突显的“非位表述”特征 基本特点: 无论其课题在规模、性质上有何差异，乐谱或录音总是被视为用于分析的主要对象文本；“音乐举证”“谱例说话”总是被作为最基本、甚至唯一的分析手段，以展示某种音乐类型的典型性特征; 同时，由于分析过程中往往未见有具体、实在，具“文化支点”作用的文化语境予以支撑，贯穿了“零人称”、“零角色”、“零语境”的现象，可见其仍然是泛指、虚拟，属“无人称体系”的音乐符号书写系统。 典型性+倾向性=功能主义:由部分研究达到整体观照目的 * 常见的描写及分析过程: 主编按一定的体裁或类型划分标准，将研究内容分割为许多小块（次类），各阐述某种或大或小的音乐现象或音乐观点，以此形成一个个辞目或章节。 撰稿人为之撰写相关定义及释文，摆出具典型性的谱例，或者再附上相关照片及有关音阶、调式、节奏、旋律等要素的音乐形态分析。 对于与该音乐现象或观点相关的人物（创作、演唱、执仪者，听众等）、地点、时间、场所等，除了从整体上给一些较宽泛、笼统的说明外，对于次类及其他细部，便一般不予进行相关的的分析和交待。 * 在传统的音乐学领域，受到现实主义创作思维及学术研究思维的影响，“非位表述”（无人称体系）及表层研究一度是传统音乐分析学的主要特征。在国内民族音乐学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自上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前三十年主要是以音乐形态学的分析研究思维占主导地位，在民族志考察、分析和书写方法上受到传统的”非位表述”、现实主义创作与民族志书写思维等影响束缚的时间较为长久，以致有必要强调和提倡在自己的研究中纳入现代音乐民族志的书写思维及研究分析方法。 * （二）学术规范层面：“非位表述”易于导致“时空不辨、公私混淆” 一些学术著作或学位论文里，未对所描述事件、作品及音乐活动的具体时间、场地、人物及其他相关背景等给予交待。既缺“客位表述”、“主位表述”，也无“对位表述”或“换位表述”。而呈现出“缺位表述”乃至“非位表述”现象。 * 案例分析之一（某博士学位论文）： 标题范围：涉及两种全国性宗教音乐类型的比较研究 “位”的性质：以“他者/客位/局外人”的身份涉入 考察经历：对其中40余场仪式做过完整考察 文本描述：虽涉及个案的展演过程，但各基本程序仅主要列举谱例、一般程序和书面记载的经文内容，缺少关于当下仪式的展演内容、行为、执仪人、物象、环境等具体、详细信息。 相关资料分析：有关法物、法术、音乐、乐器、唱词、仪轨的分析介绍，均为该两类仪式的一般特征（固定—共性因素），而非个案的当下特征（可变—个性因素）。 虽附有许多谱例，但均无时间、地点、仪式场合等相关说明。 * 案例分析之二(常见问题): 课（问）题性质：学术论文中对外来方法论的学习、借用和创新 “位”的性质：以“主位/局内人”的身份接纳或进一步创新 逻辑假设： 按常理,若在某一学术圈内属 “公理”范围的知识或理论(大众知识),,有时可以不用特别加注或加引。 然而，在英语学术圈是“公理” 在汉语学术圈少为人知; 在人类学和其他学界是“公理”,在音乐学界少为人知; 在西方音乐研究中是“公理”,在民族音乐学界少为人知。以上都应该厘清各自的论域，说明出处。 有些作者的处理方式：均付阙如 * 带来的问题： 文本中的文化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