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了! 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词 凯尔泰斯·伊姆雷.doc

我发现了！ ——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词 凯尔泰斯·伊姆雷 　　首先，我必须做一个自白——一个或许奇特但却真诚的自白。从我踏上来这里领取今年诺贝尔文学奖飞机的那刻起，我一直感受到背后一位冷静的旁观者坚定而又锐利的目光。甚至在这个特殊时刻，当我发现自己成为关注中心的时刻，比起忽然名闻天下的作家身份，我感觉自己更像是这位冷静客观的旁观者。我只希望借助这次有幸被邀请演讲之机，帮助我消除自己的双重性并融合我内心的这两个“自己”。 　　虽然至今我还是不太懂这份殊荣与我生活工作间的差距。或许是我在独裁统治下，在敌对、残酷的外来精神生活环境中住得太久了，以至于我不能产生不同的文学创作意识；甚至，去沉思这个问题也是徒劳的。另外，我所听到各方对我作品的评价是，这个让我反复思考、如此着迷的“话题”既不适时也不吸引人。基于上述原因，而且碰巧我也信这个，我一直认为写作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私人化的问题。 　　这个问题并不是非得排除严肃性——即使这种严肃性在这个只有谎言才会被当真的世上显得有些可笑。世界是独立于我们存在的客观现实，这一点在这里只是一个公理式的哲学真理。然而，我在一九五五年一个明媚的春日忽然意识到这里只有一个现实存在，那就是我，我的生命，一个不知何时被赋予的脆弱的礼物，它曾被绑架过，被外来势力剥夺过，被限制过，被打上过商标。我不得不把它从“历史”——那可怕的屠杀中找回来，因为它是属于我的，属于我自己的，因此我要处理妥当。 　　不用说，所有这些让我格外反对那个世界的一切，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尽管有些不客观。我说的是曾经的匈牙利以及“繁荣兴旺的”社会。如果这个世界是一个独立于我们存在的客观现实，那么人类自己，甚至在他们自己眼中，也仅仅是客观对象而已。人类的生活史也仅仅是一连串令他们感到惊讶但与他们无关且不连贯的历史事件。把这些不连贯的碎片整理成一个连贯的整体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中的一些对主观自我来说太客观了以至于不能为此负责。 　　一年后，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爆发。那一刻这个国家变得主观了。尽管如此，苏联的坦克不久就让这个国家恢复了客观。 　　我无意诙谐。想想二十世纪语言界发生了什么事，文字又发生了什么改变？我敢说我们时代的作家做的首个，并且是最令人震惊的发现就是，作为原始文化遗产传承给我们的语言，已经变得不适合去表达一些原本很清楚很真实的概念和过程了。想想卡夫卡，想想奥威尔，是他们瓦解了旧语言。就好像他们把它放在火堆上反复地烤，只为了展现它的余烬，此后新的、以前未知的语言形式从中萌生了。 　　我还是回到对我来说非常个人化的写作话题。有些问题是处在我这个位置上的人甚至都不会问的。比如, 让·保罗·萨特为了一个问题写了一本小书：我们为谁而写作？这是个有趣但危险的问题，谢天谢地我从不用管这个问题。让我们看看这有什么危险。如果一位作家选择一个他喜欢的社会阶层或团体去写，既想取悦又想影响他们，那么，他就会首先不得不审视自己的风格是否能产生影响。他不久就会变得疑虑重重，花大把时间来约束自己写作。他怎能肯定他的读者想要什么，真正喜欢什么呢?他也不好意思问每一位读者。即使他那么做了，也不见得有好处。他将不得不依赖于他对于自己的潜在读者的想象，他给他们赋予自己的期望，并想象会出现他所期待达到的效果。那么，作家到底是为了谁而写作呢？答案显而易见：他为自己写作。 　　至少我可以说我直截了当地就得到了这个答案。的确，我更加容易地得到了这个答案。我没有读者，也没有欲望去影响任何人。我并不是为了某个特定原因而开始写作的，我的作品也不是要对别人宣讲什么。如果我有过目的，那就是语言表达要忠实于主题本身，仅此而已。在这个文学被政府操控的可笑又可悲的时期，把这点弄清楚还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更难的问题——一个非常正当但更难确定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写作？这次我又很幸运，因为这个问题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在小说《惨败》中描述了一个与此问题相关的情形。我站在办公楼空荡荡的走廊上，能听到的只有从另外一个交叉的走廊传来的脚步声的回音。我感到一阵莫名的兴奋。脚步声越来越近。尽管很显然这是一位还看不到的人的脚步声，但我忽然感觉好像听到了数千人的脚步声，就好像一个庞大的队伍从那个走廊咚咚地走来。那一刻，我忽然觉察到，这行进中的人们数以千计的脚步声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在某一刻，我理解了放弃自我的狂热，理解了融入到这个人群的醉人欢乐——正如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尽管两者发生的背景不同，但都是描述这相似时刻。好像有股力量在推我，将我推向那看不见的行进的人群中。我感到我必须靠后站，使劲靠住墙，来反抗这股有磁性的、充满诱惑的力量。 　　我把这个紧张的时刻和我的经历联系起来。它像幻觉一样，来源于我周围的外部世界，而非我本身。每一位艺术家都熟知这种时刻。它们一度被称为突然的灵感。我仍不想把经历归为一种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