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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语言学对中国古典园林比较解读 人们生活在一个意义世界里。在许多学科里，对意义研究的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人类学中，人们发现符号人类学的（symbolicanthropology）的发展，从而“意义的观念……为人类学中许多激动人心的新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力地、令人振作的论点”；在隐喻的研究中，更普遍的在结构主义的发展中，也是令人感兴趣的；在地理学中，随着对现象学和“场所”的兴趣的增长，意义也变得更加重要。 　　登临万寿山上的佛香阁，眺望浩瀚的昆明湖，四周风光尽收眼底，“联即一切”的帝王之感油然而生。漫步留园，水波粼粼，花木繁茂，怪石丛生，亭台楼阁鳞次栉比，参差错落，无不显示着主人心向自然、不愿为政，冷洁、超脱、秀逸的意境。 　　世界总是以一定的符号表达式的形式呈现出来，但这不是符号本身。符号的本质在于表达一个意义，而非指代实体。符号的价值在于它包含一定的信息并把它的意义传达出来，它是传递信息的媒介。由于信息不能离开载体而单独存在，因此，符号系统正式作为信息载体而起作用的。本章将以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比较解读古典园林景观传递的意义。 　　一．中国文化语言学中的“句读本体”理论 　　从前文分析可见，汉语的人文精神表现为语法、语义、语用的整体综合性，在语言现实上，申小龙把它概括为“句读本体”，（句读，是汉语句子独特的功能单位。当一种语言的句子格局无法像欧洲语言那样用形式焦点控制功能单位时，声气止息就成了最自然的功能段），并指出“汉语的句子分析有必要扩大眼界，西方句子分析所惯用的注重句子的形式内聚的方法，对于汉语的句子是一种偏“紧”的方法。为了适应汉语句子的实际面貌，提出析句方法应偏“宽”，即以句读段为汉语句子的基本活动单位，以句读段服务于不同表达功能的不同铺排律为汉语句子的基本格局。从凌驾于句法组织上的话题入的，进入具有特定表达功能的句子样态。”在这里表达一种意义的一组符号是整体存在的，符号形式、意义、关系不能抽象地分割开来。这也是和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相通的，即重神摄，重意会，不重形式，重实践理性而非思辩的理性。 　　二．“句读本体”理论对中国古典园林研究的启发 　　在先秦典籍中，有关“意”和“象”的问题，已有不少论述。“意象”概念的形成与发展，有漫长的历史过程。从刘勰在《神思》中提出的“思（神思）——意（意向）——言（语言、文辞）”的关系所说：神思，是“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是说一种不受时空限制的心思情怀。所谓“思因情生，情因思起”或“想缘情生，情缘想起”，也就是指带有情感色彩的创作和审美中的想象。所以当神思方运，须“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当艺术家对外界境物形象的感知情满意溢得时候，他心中的情感、意念才能化为想见的艺术形象（“意象”）进行创造活动。“意象”的问题虽早已提出，但直到明清时期才趋于成熟。明末清初伟大的思想家王夫之在集前人大成的基础上，对“意象”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他说审美“意象”的“景”不能脱离了“情”，脱离了“情”的“景”就成了“虚景”；“情”脱离了“景”就成了“虚情”，都不能构成“意象”。所谓“景以情合，情以景生”，“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虚景，景总合情”，意思都是说，“情”与“景”、“意”与“象”是内在的统一，而不是外在拼合。 　　如果把符号形式（能指）比为“象”，符号内容（所指）比为“意”，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意象是一个整体进行传播与继承的。 　　三．中国古典园林视觉元素所表达意义的解读 　　这种整体意象的思想，是一种模式化的思想，也是类型学的思想。在文学中是成语典故的重复使用，绘画中是传统的题材，园林中则是各种景点模式。从园林整体上说，作为原型在园林中反复使用的模式中，有代表性的意境类型可概括为以下几类： 　　1灵台灵诏 　　众所周知，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园林，是周文王时所建造的灵囿。灵囿内筑有灵台与灵沼：“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关于灵台，《诗经?大雅?灵台》记载：“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夏氏春秋?仲夏纪》曰：“积土四方而高日台。”其体量想必很大。商纣筑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雨”。设想周文王所筑灵台的规模，也不会比它小。唐初李泰《扩地志》记载：“辟雍、灵沼，今悉无复去，惟灵台孤立，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也。”周初至此已近2000年，由此可以推断出灵台初建时规模之大。 　　为什么要化巨大的人力去堆筑高大的灵台呢？“高山仰之，景景行止”。高台就是高山的缩影。筑高台是古人对山岳崇拜的一种体现。而山乃是上天意志的体现。于是就有许多“天作高山”之说。或直接视作天神的躯体，于是就有盘古氏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伪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