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死亡—＜山路＞中蔡千惠的生死两难.docVIP

記憶與死亡—＜山路＞中蔡千惠的生死兩難 ＜山路＞寫歷史記憶的沉重，以蔡千惠至死沉默地背負著對李國木一家人犧牲付出背後的巨大秘密來呈現，的確是近百年台灣史的一個巨大的不可承受之重。而它的秘密的終究「出土」是這樣的──一封李國木幫忙整理遺物時才發現的「信」。這是封蔡千惠寫給黃貞柏的信，而這封一直都沒有寄出去的信揭露出一個隱藏多年的事實，即千惠事實上是黃貞柏的未婚妻，而她之所以認識李國木的大哥李國坤，只因李是黃貞柏的戰友，但千惠的哥哥背叛了李國坤和黃貞柏，終而讓李國坤被殺，而黃貞柏入獄。於是千惠決定去幫助國坤窮困的家庭以幫哥哥贖罪。 信中她回憶自己多年來默默地耐苦忍勞正來自往昔黃貞柏和李國坤這批赴死的人對她的啟迪： 事實上即使是靜靜地傾聽著您高談闊論，走完那一捷小小而又彎曲的山路，我堅決地知道，我要做一個能叫您信賴，能為您和國坤大哥一樣的人，喫盡人間的苦難而不稍悔的妻子。 每一次心力交瘁的時候，我就想著和國坤大哥赴死的人，和像您一樣，被流放到一個據說是寸草不生的離島，去承受永遠沒有終期的苦刑的人們。每次我在洗浴時看見自己曾經像花朵一般年輕的身體，在日以繼夜的重勞動中枯萎下去，我就想起早已腐爛成一堆枯骨的、仆倒在馬場田丁國坤大哥，和長期監禁中，為世人完全遺忘的，兀自一寸寸苦老下去的您們的體魄，而甘心如飴。 如陳建忠所言，當這樣的女性，背負著沉重的白色記憶，好容易辛苦地將國坤的弟弟拉拔長大，卻在得知昔日戀人貞柏出獄的消息後，為自己竟然的與國木一家「過著資本主義式的生活」而自責。「陳映真顯然是為了批判台灣人的健忘與走資，而讓女主角再度背負了懺悔的任務」： 就這幾天我突然對於國木一寸寸建立起來的房子、地毯、冷暖氣、沙發、彩色電視、音響和汽車，感到刺心的羞恥。那不是我不斷地教育和督促國木避開政治力求出世的中實的結果嗎？自苦折磨著自己不敢輕死以贖回我的可恥的家族的罪愆的我的初心，在最後的七年中，竟完全地被我遺忘了 如今您的出獄驚醒了我，被資本主義商品馴化、飼養了的、家畜般的我自己，突然因您的出獄，而驚恐地回想那艱苦、卻充滿著生命的森林…… 這個情節所以感人，在於這樣的人性高度不無可能，而且令人深深動容。對她而言，黃貞柏的出獄，說明的是記憶的引出，而記憶的引出則更印證今昔斷裂的巨大失落。 關於記憶的痛苦，＜趙南棟＞裡曾藉用日本童話《蒲島太郎》來表達，這則收集於《萬葉集》裡的童話，說的是蒲島太郎到龍宮裡作短暫停留並娶了龍王之女的故事。三年後，當他因為想家準備打道回府時，龍王女兒給了他一個盒子，而且還警告他不要打開，但當他再度回到故鄉時，發現海底短短三年，已竟然等於在地上的幾個世紀，絕望之餘他打開那個盒子，結果紫色煙霧從盒子裡跑了出來，被煙霧團團圍住的蒲島太郎變成了一隻鶴，飛去與他的妻子團圓。 這個故事所喻示的不僅是關於蒲島太郎歸鄉的變化所顯現的時間的奧秘，也是經歷時間的流變所不能重返的原鄉情懷。面對黃貞柏的出獄，千惠打開了她的記憶之盒，這種摧毀的力量比起她過去的傷痛還要傷人，那像是前世今生地層劇烈變動斷裂的拉扯使她終究只有以死才得解脫。如同王德威說的，她的死「更是填補歷史裂隙的必要手段」確然，只有死亡得以說明千惠對過往歷史的珍重，重申過往事件的意義；為了完整的見證，沉默乃是真正的證詞，因為，「那些未能回來訴說，或歸來失聲的人，……那些沉埋的，才是完整的證人」。 就＜山路＞中的蔡千惠而言，我們從她年輕初到國木家時的描寫就可以知道她的壓抑，那時國木還是小孩子，他聽到他的嫂嫂對自己唱著反抗歌曲：「三字集」，但是當國木問她唱著什麼時，她雖然解釋這是三十年前日本時代，台灣的工人運動家拿它來教育工人和農人的歌，來反對日本。也告訴國木「你大哥，他，在那年，正在著手改寫這原來的三字集。有些情況和日本時代有點不同了，你哥說。」並且解釋後來風聲緊了後稿子變成她收藏，但是她隨即警惕地閉嘴了。因為再下來都是過於敏感危險的訊息了，顯然，為了保護國木，她才沒有再說下去，即使前面的故事也都不是國木大哥的故事，而是蔡千惠和黃貞柏的故事。 而且早在國木剛問蔡千惠她在唱什麼時，當時爽朗的她「因竟日的勞動而泛著粉紅，伊的眼中發散著並不常見的、興奮的光芒。」卻也立刻說：「沒有哇……不能唱，不能唱，不可以唱哦。現在。」這段蔡千惠在高昂情緒下唱出口的歌和她以比較平和心境回答的壓抑或許暗示著終有一天她可以大聲唱出來的希望，但是終究到最後，為了是堅持要保護國木，避免他涉足政治，也為了那無以見證的過去，她只選擇把所有的祕密寫在這封信上，而至死還是繼續讓這個秘密隱而不宣。她變得沉默寡言，終於隨著自己的心事而消逝。 如柏右銘在＜台灣認同與記憶的危機──蔣後的迷態敘述＞中所觀察，記憶的沉重使李國木決定把信的內容鎖在他的心裡面，讓故事只停留在李國木那裡，因此當故事結尾他低聲啜泣著，而他的妻子問他怎麼了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