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与区域社会黔东南南江河流域多族群视角下的社会结构研究.pdfVIP

“款”与区域社会——黔东南南江河流域多族群视角下的社会结构研究 （Is Minzu A Problem? — Regional View on the Studies towards Southwest China ） （孙旭人类学硕士 广州中山大学） 据传当年忽必烈对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充满了好奇，希望马可·波罗能够 为之描述一番异国的奇景。马可·波罗却断然拒绝了大汗的要求，理由充满浪漫色彩。马可·波 罗言称，威尼斯在他的记忆中精致细腻，五光十色而珍奇无比，若是用语言和文字将之描绘 出来，记忆就会被这些词语固定下来，让故乡变得苍白而难以想象。 ——转述自《看不见的城市》，伊塔洛·卡尔维诺 一、 绪论 对于黔东南的研究，初入此地，初涉此题的我，也有一种惯性，停在一群被称为少数民 族的人群聚居的村寨里面，扎扎实实地呆一阵，搞清楚他们的文化及其内涵，接而解释这个 社会是如何运作的。然而，我在第一次黔东南展开田野时，便与“款”结缘，而其后的研究， 是我对上述惯性有了再思考。对于这个据说曾经存在，后来消失，而当地人几乎了然无知的 “东西”，我只好借助各种相关研究成果。在丰富的文献中，“款”被描述成了侗族社会曾 经存在的一种完善的社会组织形式，从单个村寨一直延展至成百上千个村寨的区域，通过小、 中、大、超大联合四个层级进行区分，每个层级涵盖的村寨数量依次增多，款组织内部有款 首和款兵，并制定款约。款组织依靠款首、款兵和款约不仅有效地实现了侗族社会内部的自 治，而且面对在外人入侵时，还能集结成成规模的抵抗力量1 。面对对于“款”日趋繁复的 研究，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始终无法令我满意，也引导着我继续开展研究——“款”到底是 什么？“款”到底还在不在？后一个问题既是前一个问题的延伸，也是前一个问题的引子。 初入田野时，我在调查的区域，一直为弄清“款”的形貌做着访谈，人们对之的认识和记忆 都十分模糊，因而我发现尤其要将“款”的内涵首先清晰化。进而，回答了款是什么的问题， 自然就能更易于在历时和共时中把握“款”的存无问题。 1 现有的“款”研究，集中在侗款方面，我将之分做四类：一是溯源性研究；二是款词的研究；四是侗款 制度性研究；四是综合性研究，常涵盖前三方面，注重侗款的社会功能，间及历史变迁。我的总结基于综 合性研究的成果。可参见：杨昌嗣，“侗族社会的款组织及其特点”，《民族研究》，1990 （04 ）；邓敏文、吴 浩，《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石开忠，《侗族款组织的文化人类学阐 释》，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此外，在目前的研究中，普遍存在两种观点，第一是将“款”当作侗族所特有的社会组 织形式，甚至将之视作一种侗族的社会制度；第二，是断言在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社会主义 建设的开展，款组织已经消失，而仅将“款”当作一种历史上的存在物。本文正是要针对这 两方面进行反思，并希望以此推进对于黔东南地区社会的再认识。 于前者，其根本问题是依照民族识别后的划分，进行单一民族的研究，并将某一民族的 文化与社会等同起来，忽略了西南地区复杂的族群状况以及不同族群间长期以来的交往与互 动。这一问题，已经有许多涉足西南研究的国外学者提出，代表人物如 Harrell， Katherine·Kaup 等。他们指出在现有的民族标签下，实际上存在着多种族群，而这些族群 在文化和认同上都很难以单一民族囊括1。实际上，Leach 早在其《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中 就已经深刻地指出，“当社会结构表现于文化形式中，其表达总是不精确的”2，其挑战的 便是将一种文化对应一个社会，或一个社会只存在一种文化的偏见。依此思路，我们更要将 社会与文化的研究，置入一个多族群互动的区域中。“款”正是这一思路下的切入点，无论 现有的研究将之称作“款组织”还是“款社制”（款是一种社会制度），都不应将之视作侗 族独有的，或是侗族和苗族各自拥有的一套组织形式或社会制度。而是以区域和多族群的视 角展开研究，观察“款”背后的一套社会理念，或可称为人际交往的理念/规则，如何在一 个多族群的区域中发挥作用，将之维系为一个整体，而因地理、历史等原因，又在不同族群 中以不同的或相近的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 于后者，实际上是要将研究置入一个过程中进行研究。我将“款”视作区域人际交往理 念/规则的具体层面上的表达，就是希望莫要将之视作一个实体。若是视作实体，如组织或 制度，则其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