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了解唐代胡商地位.docxVIP

一起了解唐代胡商的社会地位摘要：唐人对胡商的态度是复杂而矛盾的，既认可、鼓励和保护胡人来华经商，又在政治文化、社会层面排斥、歧视胡人。在这种背景下，胡商在唐时的社会地位虽然较之前代有很大的提升，但仍未脱离时代限制二发生根本性改变。胡商社会地位的提升与唐代开放的民族政策、繁荣的商业环境、兼容并包的文化背景、稳定的社会秩序密切相关。在唐代广袤的中原大地，不时能见到异族的身影穿梭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他们来自波斯、大食、西域、回鹘、南越等异域，也有来自边疆的少数民族。唐代统称此类人等为胡人。来华的胡人，人数众多，身份各异，有破落流亡的王侯、各国质子、来访的各种使节，也有逐利而来的商人、传法的僧侣、乐工、艺伎、昆仑奴以及一般游客，他们在中原大地的舞台上尽情的展示异族的风采，绘成了大唐帝国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在这些胡人当中，以来华经商的人员最多。这些来唐从事商业活动的诸国诸族人，唐时称之为“胡商”、“商胡”、“贾胡”或“蕃客”。对于唐代社会的这一特殊的商业团体，这一独特的社会阶层，已经引起了史学界和文学界同人的广泛关注。唐代政府对胡商的态度有唐一代，政府对胡商来华经商基本持认可的态度。早在贞观四年，西域诸国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贡，魏征认为倘若允许外国和外族人员来唐经商，会促进唐代商业的发展，但是若给予外来人员过高的待遇，则会损害国家的利益。魏征的思想基本代表了唐初政府对待胡商的基本态度。在唐代政府肯定胡人来华经商之后，还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吸引、鼓励和保护胡人在华经商。一方面，唐政府尽力为胡商提供方便，并保护其正常的贸易活动。例如，唐政府不但开放与周边少数民族和西域等地的交通路线，而且首次在广州设置市舶使，管理外国船舶及外商一切商务。又在广州设有蕃坊，坊设蕃长、都蕃长，管理胡商事物。都蕃长和蕃长由胡商自己推举，经唐政府任命。蕃长除了管理胡商事务外，还协助唐政府招徕外商。除了广州，唐政府在各大港口城市也设蕃坊供外国人居住。如长安、楚州、扬州、洛阳、登州等地设有新罗馆、渤海馆、蕃坊等，专门接待少数民族商人和外商。其中登州“城南街东有新罗馆、渤海馆”。一般城市也大都设有邸店，专门办理存货、交易和接待客商十五。另一方面，唐政府还通过降低关税的措施吸引外商来华经商，许多地方政府官员，也积极行动起来，主动招商，帮助胡人建立商铺，划出独立的胡人商业经营区域。至于设立专门的胡人商业区，长安最为突出。长安是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近二百万，许多中外商人云集，兴贩毛衣。长安的东西两市是繁荣的商业区，东市有二百二十个行业，邸（货栈）、肆（店铺）鳞次栉比。这些都说明，唐政府对胡商是相当重视和认可的，并为其在华经商大开方便之门。唐代民众对胡商的认识应该说，面对大量的胡商涌入中国，唐人的心情是极为复杂和矛盾的。一方面，胡商的大量来华，其足迹遍至城乡乡村，内地边疆，为唐人带来了异族、异域的特产，如胡马、香料、药材、珠宝、胡食，带走了大量的丝绸、瓷器，繁荣了唐代的商品经济和边境贸易，丰富了唐人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促进了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也给普通民众带来无穷无尽的利益，唐代民众对胡商也持认可的态度，对胡商也有较多的赞扬和肯定。另一方面，面对大量的异族、异域人涌向中原，也势必给唐人的正常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冲击。唐人在羡慕和肯定胡商的同时，也对湖上有较多的非议。因为此时，唐帝国仍以正统自居，在政治上、文化上排斥胡人，在胡商包括外国商人和中国少数民族商人面前，唐时汉族人常常有一种民族优越感和文化优越感，视其为“蛮化未开智也”，称外域、外族为胡人，甚至将胡人比作野狐，胡人自身也不时流露出自卑心理。因此，他们虽然认可胡人在华经商，但是又在心理藐视他们。同时，由于唐代社会“胡风”浓厚，社会上曾一度出现“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的“胡化”浪潮，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受到胡风的浸染，包括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宗教、游乐等诸多方面。在整个社会逐渐沾染“胡化”的同时，唐人逐渐认识到这种“胡化”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和对中原主导文化的冲击与破坏。唐代末年，农民起义不断，政府财政吃紧，田令孜不得不借京外富户及胡商的货财，遂“强夺波斯之宝贝，抑取茶店之珍珠，浑取柜坊，全城搬运”。在生活中的危难时刻，首先想到需抛弃的也是胡商，这些都说明当时的胡商受到一定的歧视和抵制.唐代胡商的社会地位已有研究表明，唐中后期以后商人地位较之前代有明显的提高，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市农工商”划分开始松动，政府扶持商人、商业的政策开始出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商人已受到正面宣传，民间对商人态度也发生转变，认可商人的权益，同时，经济势力膨胀，获得一定的文化教育权利，并向政治渗透，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入仕做官或出钱买官，在日常生活方面与庶民平等等方面。但同时，也应认识到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演变并没有超越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