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郭沫若.docVIP

鲁迅与郭沫若 1927年9月鲁迅离开广州来到上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与创造社联手，共同开展新文化运动。创造社的领袖是郭沫若，鲁迅知道他参加过北伐，因此对于自己与郭沫若及创造社合作充满信心。到上海不久，鲁迅就与创造社联络。11月7日，郭沫若指派创造社三位成员郑伯奇、蒋广慈、段可情与鲁迅洽谈，并达成合作意向和方式，决定恢复出版《创造周报》，发表联合声明。12月3日，在《时事新报》上刊登了《创造周报》复刊广告，由鲁迅、郭沫若、蒋广慈、冯乃超、张资平等三十余人为特约撰述员。合作的准备工作非常顺利，鲁迅满怀期待。 可是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1928年1月15日，预定复刊的《创造周报》没有出版，却出版了创造社新创办的刊物《文化批判》，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鲁迅进行猛烈的批判。其中有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成仿吾的《打发他们去！》、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等。 创造社没有作任何解释，原来联络的人也都不愿意再与鲁迅见面。鲁迅一下子被搞懵了，他先是保持沉默，静观事态发展。但是接踵而来的批判火力越来越猛，调子也越来越高，鲁迅不得已起而回击，写了《“醉眼”中的朦胧》等一系列文章。 关于为什么一夜之间盟友变敌手的问题，郭沫若和其他创造社成员后来都作了解释，说是当时一批创造社的年轻成员陆续从日本回国，他们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左”倾思潮的影响，认为鲁迅等“五四”时期的作家都是“旧作家”，必须进行“全面的批判”。郭沫若认同这一观点，虽然他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于1928年2月亡命日本，但仍然遥控指挥这场论战。 这场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所谓“革命文学论争”，持续了近两年。党中央知道这个情况后，出面干预，周恩来、李富春都明确指出，批评鲁迅，从原则上讲是不正确的，应该争取鲁迅，团结鲁迅。后来潘汉年到上海，按照中央领导的指示，平息了这场论争，创造社基本上停止攻击鲁迅。 但是这场论争却留下一个疑问，迟迟没有解决。 在创造社批判鲁迅的文章中，要算《创造月刊》二卷一期所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一文措辞最为严厉，态度最为激烈，几近于恶毒谩骂和人身攻击。文章骂鲁迅是“资产阶级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蒂！” 文章署名“杜荃”，这个杜荃究竟是谁呢？ 文革中冯雪峰失去了自由，有人带着这个问题向他询问，他仍坚持认为，文章的作者是郭沫若。 文革结束后，《鲁迅全集》要出新版，对这篇文章的注释无法回避，必须弄清楚，才能对历史有个交代。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陈早春先生经过详细考证，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杜荃就是郭沫若。其主要论据有： 一、创造社成员张资平在1930年4月发布的《答黄棘氏》一文中说：“现在我要正告黄棘氏，……‘二重的反革命’，‘封建的余孽’，‘不得志的法西斯蒂’（见麦克昂氏的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尚可以转化为革命文学的先锋！这就是唯物的辩证法，黄棘氏知道否？”张资平所引用的正是杜荃文章的原话，他点明文章的作者是“麦克昂”，而“麦克昂”则是众所周知的郭沫若的笔名。在《创造周刊》复刊广告中，郭沫若的署名就是麦克昂。 二、由于杜荃的文章对鲁迅伤害很重，深有痛感，所以他多次提及这件事。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说：“例如我的阶级罢，就至今还未判定，忽而说小资产阶级，忽而说‘布尔乔亚’，有时还升为‘封建余孽’，而且又等于猩猩（见《创造月刊》上的《东京通信》）。……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封建余孽出风头，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余孽就是猩猩，却在任何‘唯物史观’上都没有说明。”鲁迅提到“封建余孽”，注明出处在《创造月刊》，但《创造月刊》上并没有《东京通信》，这是鲁迅故意要告诉人们，这篇文章来自东京，暗指郭沫若。1934年5月15日，鲁迅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这些人身攻击的文字中，有卢冀野作，有郭沫若的化名之作。”这里所说的“化名之作”就是指杜荃的文章。 三、郭沫若对于杜荃是不是自己的问题，态度暧昧，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说“想不起来了”，这等于外交辞令中的“无可奉告”。 四、杜荃还发表过一篇文章《读中国封建社会史》，与郭沫若当时发表的其他文章对照，发现研究的是同一问题，其基本观点、指导思想、研究方法、研究进度、研究目的、研究结论完全一致。可见杜荃与郭沫若是同一灵魂，同一躯体的同一人。 为此，在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条目里，将“杜荃”注为郭沫若。文化部的领导也作了批示：“将杜荃的文章收入《郭沫若全集》。” 杜荃并非郭沫若——也谈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