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柳分歧的案例.docVIP

联想集团倪柳之争案例 1984年，柳传志邀请倪光南出山共同创办联想时，倪光南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当时在倪光南眼里，当总工不算做官。在此后将近10年的日子里，柳倪之间的合作总的来说还算是风平浪静、珠联璧合。 对倪光南来说，他进公司主要目的是将自己技术推广出去，至于如何经营这个平台，在他当年看来，与自己的技术相比起来，柳传志的才能算不了什么。对倪光南当年的这些认识，柳传志还是很理解的，因为在当时，在“科学春天”的吹拂下，科学家的地位日益提升。柳传志甚至曾在公司宣称，“只要老倪说 的都对，老倪是有效数字1，别的科技人员都是0，这些0只有跟着倪总干才能出成绩。” 柳传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倪光南在香港开发联想286主板，事前，柳传志再三叮嘱负责生产的周晓兰：“设计出来的主板一定要再三审查清楚，再去生产，批量生产后，再发现错误，损失就太大了。”倪光南等不得时间，强令周晓兰投入批量生产，结果出了错。周晓兰和倪光南发生争执，周晓兰一定要求追查清楚到底是谁的责任。最后，柳传志不得不出场，硬着心肠对周晓兰吼：“和老倪发生的任何矛盾，都是你的不是。做这件事情，出了成绩，是倪总的，有错的话，你就得担着。不行，将你调回北京。”最终，柳传志将周晓兰调回了北京。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但柳传志的这些做法与努力对倪似乎没有多大震动，相反，两人之间反而开始走向了分歧的另一端。 1991年，经过7年的打拼，联想“贸、工、技”的经营思路基本明确了。而倪则过于强调技术的重要性，他不切实际地要求几十个科研项目一起上。1992年春节，李勤明确提出研发“是不是应该有重点？一年是不是就做有数的一两个重点项目？”来和倪光南商讨。倪光南认为，科学上很难分哪是“西瓜”，哪是“芝麻”。李勤说：“怎么不好分？就按投入的资金的规模分。”最后大家僵持不下，只好不欢而散了。事后，倪光南向柳传志和李勤提出辞职，说“总工我不当了，立项审批我不同意，成立总工办我不同意。”柳传志、李勤很快妥协，本来已宣布曹之江做总工办主任，只好找个理由，收回任命。辞职事件，尽管以柳传志、李勤妥协告终，但李勤还是坚持住了研发立项审批权。　　1993年，柳传志主要在香港，北京联想交给李勤负责，偏偏北京联想当年虽然利润不错，但没有完成预定销售任务。倪光南就到科学院告了李勤的状：一、1993年没有完成任务主要责任在李勤；二、李勤不务正业学跳舞。　　就在柳传志为怎样调和倪与李的问题费尽心机的时候，倪光南给李勤及联想总裁室写了一封信，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大加指责。原因是给倪光南开车的司机连续出了四次车祸，倪光南就换司机一事大发雷霆，分明是冲柳传志来的。柳传志原本认为倪光南只是对李勤有意见，万万没想到倪光南会对自己有这么大火气，柳传志连夜给倪光南写了一封信。　　柳传志写完这封信，做出一个决定，如果倪光南回信，两人还可以好好谈，“如果他不理我，还胡闹，我就做彻底崩的准备。他果然就不理我，果然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我生病，李勤主持开会，会照样开不成，他在找各种各样的茬儿搅和。” 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没有了继续合作的基础，科学院不得不介入此事的调查。 1995年6月30日，李致洁代表科学院宣读《关于联想集团领导班子出现分歧的情况通报》：1994年初，倪光南同志认为联想集团内部管理方面存在问题，提出了关于决策、用人、1993年公司效益滑坡等方面的意见。1994年夏，倪光南同志把公司改变财务总监职务人选的决定，认为是一种对年初提意见的打击报复，进而对资金运行等问题提出了怀疑，这样一来，客观上使柳传志同志和倪光南同志二人分歧的性质有所变化，并日趋尖锐。在院领导的直接参与下，通过做工作，双方……矛盾暂时缓解，团结的目的初步达到。但要他们相互真诚的合作和支持，建立起真正的信任，还有较大的差距。 经过调查：在香港联想股票上市时，用增资的方式提高了北京联想的股份比例，不存在问题；大亚湾的资产产权关系是清楚的，联想正在大亚湾建立板卡生产基地；关于联想的重大投资决策，都向董事长做了口头汇报，并在总裁室做过商议；“汉字系统事业部”改名不存在“打击”的问题；没有发现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　　我们认为……柳传志同志和倪光南同志二人在北京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的创业和发展过程中，都有突出贡献。他二人曾团结工作、优势互补，给联想的成功创造了条件，给其它科技企业树立了榜样。今天的状况，令人惋惜，令人深思。柳传志同志作为联想的主要负责人，对联想的发展做出了主要的贡献。希望柳传志同志领导联想，为实现2000年的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 宣布结束后，首先是柳传志发言，他说：感谢院调查组为了我的问题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给了我一个清白的结论。想当初，自1984年开办公司以来，我们经过的风暴无数。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