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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个人财产 作者：四重自然 所有制问题 个人财产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若从学理上讨论则涉及所有制关系。所有制包括私有制和公有制两类。从1516年托马斯·莫尔写成《乌托邦》起，废除私有制便成为人类孜孜不倦追求的理想。此后，康帕内拉1602年写成，1623年出版的《太阳城》，梅叶以小区为范围的公社，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协作制度，欧文的合作公社，直至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都提出了消灭私有制。 我国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如果把个人财产定义为私有制，从个人财产的普遍性角度讲，就动摇了公有制的主体。公有制是指生产资料属于全体人民或劳动者集体所有的形式，排除任何个人或集团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支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言，私有制万恶不赦，公有制慈航普度，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就是消灭私有制。 其实私有制本身并无好坏。《资本论》中提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是对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而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是建立在协作、土地、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之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个过程就是生产社会化的过程，个人财产一旦超出生活资料范畴而进入生产资料范畴，其个人所得的性质便发生了改变，无论私有化程度多高，超过个人消费范围的财产也形同公有【参见絮语连载（三五）第三条】相反，无论公有化程度多高，个人消费的能力会限制个人财产的范围。 想起庄子一句话：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 分配问题 个人财产只是一个横向的理论。如果说“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是在空间中探讨个人财产的话，那么“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则是一种历史幽思。时移事迁，三代之内无恒富，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个人财产不可能是纵向的历史探讨，只能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考。 一、古典主义财产观 西斯蒙第认为个人财富与社会财富的增长、劳动能力的增强并不能等量齐观，它取决于财富增长与人口增长、收入增长与资本增长、生产与消费等之间的比例关系，这种比例的协调平衡取决于分配制度。 工资是社会财产分配制度的最直接体现。而西斯蒙第完全接受了法国重农学派和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生存工资学说。他们认为工资并不等于个人劳动的绝对量，只是代表维持工人一年生活的生活资料。资本家只让工人勉强维持生活，如果工资超过维持生存所需的消费后，工人则会选择休假，反而使得劳动供给量回落。 社会的工资分配是不公平的。资本家占有了扣除工人工资后的所有价值，而工人的工资收入是一种不稳定的经济来源，社会的任何动荡都有可能毁灭这种经济来源。工人根据自己的工资收入来决定是否组建家庭，控制家庭人口数量，以至于沦为无产阶级。 对于这种情况，西斯蒙第承认是现存制度剥削了工人的权利，但他并不主张社会财产的再分配，只是主张对现行社会财产制度基础之上产生的收入进行再分配。我个人认为，西斯蒙第的这种主张是具有可行性的。当社会财富均衡增加时，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个人财产数量也会增加。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提出的解决方案的彻底改变现行的分配制度，使财产公有化，最后实现共产主义。这种理想是伟大的，也具有科学性，但是治大国如烹小鲜，，社会的不平等不可能急剧消亡，贸然革命的成本是巨大的。 李嘉图则认为公认的工资可分为自然工资和市场工资。自然工资是指劳动者维持自身与家庭生存必需品的价格，可以分为实物自然工资和货币自然工资；市场工资则是根据供求比例的自然作用实际支付的工资。事实上李嘉图的工资理论并没有摆脱生存工资学说，只是考察了实物、货币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当市场工资高于自然工资时，所能购买的生活资料就会增加，人口就会增长。 约翰·穆勒所见到的社会现实已经是社会分配制度严重不公，以至于让他有点倾向共产主义，但是穆勒并不认为收入分配不公是由私有制造成的。考察历史根源，财产私有制度的根本因素是指个人有权任意处置个人财产，可以说是一种物权。穆勒远见卓识的指出，私有制原则从未在任何国家做过公正的实验。从欧洲现代社会制度开始，财产的分配并不是依靠公平劳动和勤劳所得来分配的，而是依靠政府和暴力行为分配的，现存社会的不公不是由私有制造成的，恰恰是违背了私有制的基本原则造成的。他认为财富的生产和财富的分配是不同的，前者是自然真理，而后者则取决于社会习惯和法律。当前社会的主要目标不是讨论私有制还是公有制，重要的是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得到好处。可以在现存制度下让国营经济和私有经济并存，政府控制企业因为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带来固定资产增长的速度，保证不减少劳动力的就业和工资收入。 二、新古典主义财产观 19世纪70年代的新古典主义先以静态形式分析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的公正性，然后引入动态的因素分析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