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环志略的研究.docVIP

《瀛環志略》研究 姚振黎 清雲科技大學 論文摘要 清代後期，外侮紛至遝來之際，有識之士關注自己民族切身利益，遂有「籌夷事必知夷」之策略。「以夷制夷」策略最終並未成功，但這場討論促發清政府上下內外對域外世界之探索，影響所致，晚清中國可謂經歷一次重大之文化發現，此一發現先是對域外，繼而是對本文化內涵之重新認識。 清人徐繼畬（1795—1873）所著《瀛環志略》十卷，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在福建刊刻出版，全書不足十五萬字，卻映照近代初期中國知識分子努力汲取外界知識之新趨向，且代表彼時中國研究世界地理之最高水平。 本文即對晚清出版之此一地理書──《瀛環志略》，其寫作背景、成書經過、內容與影響近代中國地理學與中西文化接觸關係至鉅之若干相關問題，作一全面探究。寫作方法以蒐集並徵引原典為主；敘中有論，述中有評。歷史事件不一定重演，然在不停息之變動流轉中，自有其軌跡法則可尋；值此全球化、國際化、跂望與世界接軌甚囂塵上時，書寫此文，以為檢討過去、策勵來茲之參考。 關鍵字詞： 徐繼畬、《瀛環志略》、雅裨理（David Abeel）、《海國圖志》 近代西學在中國之傳播，有如漣漪般；由若干中心點不斷向四周層層擴散，波及範圍愈來愈廣。思想先進之中國人在此過程中意識到：對西方之認識僅歸結為「船堅砲利」，顯然不夠全面。如何由表層而及內核，由部分而至整體，從而引起觀念之潛移默化，最終對中國社會進步產生影響，《瀛環志略》為近代史開端期介紹外國史地之名著，問世後五十餘年間之際遇，或許正說明此點。 一、19世紀中國地理大發現之意義 若謂中國在鴉片戰爭前，與世界其他文化接觸並大受影響者，計有兩次；一為東漢時，佛教傳入中土；一為明末清初，耶穌會士東來引介西方科技文明，則中國學術史亦有兩次巨大之思想變革，一次發生於先秦春秋戰國，一次發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之晚清；兩次思想變革皆與地理意識之空間拓展，關係密切。 （一）、春秋戰國 春秋戰國時代，由於鐵器的使用，商業與交通的發展，使各民族間交往日益頻繁，居住中國大地之先民，藉由經濟交往、人口遷徙、戰爭掠奪，使地域視界急遽拓寬。《穆天子傳》記述周穆王姬滿自洛陽渡黃河，逾太行，涉滹沱，出雁門，抵包頭，過賀蘭山，穿鄂爾圖斯沙漠，經涼州至天山東麓之巴里坤湖，又走天山南路，至新疆和闐河、葉爾羌河一帶，復北行一千餘里，至「飛鳥之所解羽」之「西北大曠原」，即中亞地區。描寫穆王周遊中國山川圖畫、異域風情，反映中原人民探求西方世界之願望，雖尚未成為戰國時代普遍之地域視界，然據《呂氏春秋．有始覽》記載：戰國時代之實際地域至少包括現今河南、山西、山東、江蘇、浙江、湖北、江西、安徽、陝西、甘肅、河北、遼寧等省；較殷商、西周時期擴大一倍餘。彼時先民以為所居住處乃一井字形大地，東南西北「四極」空間觀念出現於《孟子．萬章》、《尚書．禹貢》、《呂氏春秋．為欲》等文獻中，「禹別九州」雖僅為一傳說，卻反映當時中國人地理知識水平，以為「地」與「天」乃相對應者，天下為一整齊有序、有固定中心及邊緣向外延伸之井字形結構。戰國時代對大地之普遍認識是四方或八方的「回」字形結構，而此四或八又與向外推衍者及其所象徵之神祉、季節、時令、色彩相聯繫。《管子．幼官圖》關於東西南北與中之圖式、《山海經》對於地理中、東、西、南、北之想像，均顯示當時學者之地理認識水準。其後成為中國第一個中央極權之秦王朝政府推行郡縣制、統一度量衡等一系列行政措施，並實行文字統一等一系列文化政策之地理基礎。 地理視界之拓展，給予中國人對地理認識突破性思考，《莊子．秋水》提出假設曰：「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閒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與此一世界觀頗為相似者尚有齊人鄒衍地理「大九州」說。「大九州」說為晚清地理學者佩服至極之世界地域空間推論，係將〈禹貢〉九州意識直接放大，由「九州」推論出八十一州與大瀛海： 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莊子與鄒衍之地理學係以春秋戰國時代地理視野之拓展為基礎。鄒衍此一超越吾人實際生活領域之推論，極可能來自當時先民對天象地理之觀察，蓋自《穆天子傳》、《山海經》傳說可知，戰國時期對西北地理知識已極為開拓；又或依據齊人對世界地理之認知，因鄒衍生長於此環境，並藉由上述資料，形成「大九州」與「方今天下在地東南」之觀念。齊人徐福亦正是在此一地理認識水平上制定出自己大規模之移民計畫，而秦始皇受此「入海求僊人」、「入海求神藥」誘惑，同意徐福兩次入海計畫，亦出自始皇研讀鄒衍書、熟悉「大九州」後之緣故。 （二）、明末清初 洎乎明末清初西方地理學傳入，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