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文化安全论第八讲一.ppt

电视文化安全论 第八讲 一、国家电视文化安全的内涵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Maslow）把人的各种需求按照重要性从强至弱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作为生物意义上的人，生理需求自然是最基本的，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紧接着就是对安全的需求。 安 全 一般认为，安全不仅表达了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或状态，也是一种心理感受，同时还是一种手段，即要具备实现安全的途径。 而安全主体既可以是个人和群体，也可以是国家。 “国家安全”的概念是由美国著名的舆论学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提出的，当时的学界将其界定为有关军事力量的威胁、使用和控制，因此长期以来国家安全几乎变成了军事安全的同义语。 随着人们认识的加深，国家安全的内涵也有了极大的拓展，大致包括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等方面。 电视文化安全 国家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历来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而文化安全由于其隐蔽性、长期性等特点，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视。 源于今天电视媒体的强大影响和传播特点，并随着直播卫星、网络电视等传播技术的日趋完善和普及，电视文化安全已经日益成为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因素。 电视文化安全 一个国家的电视文化安全应当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向度，但遗憾的是历来人们更多地关注国际向度，而国内向度则由于种种原因较少提及。 本文不揣浅陋，试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综合论述。 二、国内电视文化安全 1.拟态环境与社会偏见 李普曼认为：在大众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 一是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 二是传播媒介有选择地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 三是人们在自己头脑中描绘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 在传统社会里，主观现实是对客观现实较为直接的反映，而在媒介社会，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的中介。 拟态环境 这个道理似乎不难理解：由于人们活动范围的有限性，人们接触到的外部信息，除了较少部分可以通过亲身体验以外，绝大部分只能通过传播媒介来获得，因此人们头脑中的客观现实，并不是真实的环境，只能是一种由传播媒介有选择的提示所构建的“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多重假定的真实 如果我们将作为生活原生形态的“真实”与作为电视观众所接受的“真实”放置到一个系统之中，就会发现，这中间实际上已经过了“多重的假定”。 拟像世界 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更进一步指出，电影、电视等大众传媒不仅不需要模仿现实，而且可以生产出现实：它们塑造着我们的审美趣味、饮食与衣着习惯乃至整个生活方式。 因此，“拟像”比仿真更胜一筹，它比实物之像更为真实。 大众沉溺于其中看到的不是现实本身，而只是脱离现实的“拟像世界”，拟像社会就是一个“超真实”的社会。 超真实不是不真实，而是比真实更真实，是一种没有真实起源、没有外在对象作为模拟物的真实，是模拟物自身成为根源的真实。 格伯纳：培养分析理论 1960年代后期的美国，社会暴力与犯罪问题非常严重，美国政府成立了“暴力起因与预防委员会”，格伯纳（G·Gerbner）主持的“培养分析”研究就此展开。 通过研究，他们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电视节目中充斥的暴力内容增大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环境危险程度的判断，而且，电视媒介接触量越大的人，这种社会不安全感越强。 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遭遇或卷入暴力事件的概率在1％以下，但许多人却认为这种可能性在10％以上，这一估计大大超过了客观现实的可能性而更接近于电视画面中的“社会景象”。 另外，伯格纳等人还对黄金时间的电视剧进行了内容分析：美国电视剧出场人物中男女比例为3：1，在社会总人口中仅占1％的律师、法官和警察却占了20％。 这种情况在中国也曾经非常普遍，涉案剧、反腐剧一度占据荧屏，只是近几年在国家广电总局的明令限制之下，荧屏生态才有所改善。 电视媒介的传播偏好，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生存环境的认识和评价。 从“自然人”到“社会人” 按照社会学的观点，一个人若要从“自然人”发展成为“社会人”，必须学习各种知识、技能和规范，经过社会化的过程，才能取得社会生活的资格。 由于电视在今天人们生活中的巨大影响以及电视本身音像并茂的媒介特点，自然决定了其在人们社会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人的社会化 正如在以前的几百年内，儿童应该在教堂和家庭完成的社会化过程由学校完成一样。 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儿童应该在教堂、家庭和学校完成的社会化过程则由媒介尤其是电视来完成了。 据日本NHK调查：孩子从小学到大学的正规上课时间为12000个小时，而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毕业，看电视的时间却高达18000个小时。 但今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