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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30年历程的回顾 　　《中国经贸导刊》20078年第19期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已有30年。回顾30年来的改革历程，国企改革是我国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的成败关系到经济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命运。为了将国企改革进一步深入下去，很有必要看看国企改革如何走过来的，并从中总结经验，以利再战。国企改革30年来的历程，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8～1986年，在这一阶段上，主要是进行国企经营层面的改革。传统的国企是政府垄断企业的经营权和产品的支配权以及收益处置权，因而导致国企长期处于低效率的运行状态。针对政企不分的弊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推动了国企经营权层面的改革。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决定，同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管理体制改革文件，并在四川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根据中央政策，政府向企业让渡了一定的生产自主权、原料选购权、劳动用工权和产品销售权等十四项经营权。企业经营权的部分让渡意味着企业的经营者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剩余产品的控制权和索取权。这一阶段改革意在使国企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四自”经济实体。 　　从结果上看，虽然这一阶段改革是浅层次的，采取的是一些权宜之计的放权让利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79年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比1978年增长了10.1%，高于1957～1978年的平均增长率。国家财政收支也从1978年的财政赤字10.17亿元，转为1979年的财政盈余135.41亿元，职工实际工资比上年增长了7.5%。 　　这一阶段改革之所以取得成效，主要是因为：第一，它能使各利益主体在改革中获得程度不同的利益，具有普惠性质，从而产生了较强的激励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第二，这种改革是在不改变原有产权框架内进行的，只在政府和国企之间进行利益调整，这种调整并不涉及“姓公姓私”或“姓资姓社”的问题，因而阻力较小，改革能够被全社会所接受，进行比较顺利。第三，这种改革虽然表现为政府利益的部分损失，但国民经济总量是增加的，中央政府收益的绝对量也是增加的;同时，又带来社会成员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因此，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国企经营权层面的改革是一种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能接受并受益的“帕雷托改进”。 　　第二阶段是1987～1992年，主要是进行国企从经营权向所有权过渡的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企业的产权问题，不进行产权改革没有出路，相应的也产生了两种不同改革思路。 　　一种思路是主张将国企改革仍限制在原有财产关系之内，进一步推进或深化经营权层面的改革。与这种认识相对应的制度选择是企业承包制或租赁制。政府决策部门也倾向于这种改革思路，于是从1987到1992年，国有企业经历了两轮承包和租赁改革。 　　承包和租赁推行伊始，确实调动起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推动了国有经济的发展。1987和1988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分别为14.1%和20.7%，企业实现利润1987年比1986年增长8.0%，1988年比1987年增长18.2%，亏损面也逐年下降，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在推行承包、租赁制期间，却出现了企业增效、经济增长、国家财政收入下降的状况。在推行承包、租赁制的第一年，即1987年，伴随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却出现了低增长，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6年的20.8%，1987年骤降为18.4%，一年下降2.4个百分点，1988年又急剧降到15.8%，比1987年又下降2.6个百分点。 　　承包、租赁带来的后果招致了各界强烈的批评和反对。人们普遍认为，在承包、租赁过程中，国家和企业处在一种不完全的契约关系中，政府与企业一对一的谈判成本很高，且无法对承包、租赁合同的细节逐一加以规定，企业经营者可凭借承包、租赁权合法或不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顾国家的利益。因而政府对企业约束仍然是软的。企业只负盈不负亏,不仅使国家财政收入下降，而且还造成了承包、租赁者的行为短期化和“机会主义行为”,有导致国企被掏空的危险。 　　与承包制、租赁制的改革主张不同，国内理论界的一些学者提出了深化国企所有权层面改革的主张，与这种主张相对应的制度选择是股份制。股份制改革是国企在所有权层面改革的一个重要推进。其根本目的是要改变由国家垄断的企业财产制度，使国企内部形成多元化的产权主体，优化国企内部的治理结构，为实施对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进行有效的激励和制约，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企业更好的发展。 　　从实践上看，国企股份制改革的试点始于1986年，改革之初，大都在国有中小企业试行。试点的影响面并不广泛，主要问题在于当时非国有的财产主体介入不足，又找不到能够作为非国有主体的普遍介入形式。在多元化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