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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魏晋弃市刑考辨 连宏 ? 2013-05-03 13:39:20　　　来源：《兰州学刊》2012年9期 　　 　　【内容提要】弃市是两汉时期法定的死刑执行方式之一，魏晋南北朝历代，也多将弃市列入法定刑中。一直以来，学术界对弃市刑适用的罪名问题、行刑方式以及与殊死的关系问题多有争议。文章以史料的考据为出发点，对上述问题进行较为详细的考证与分析，指出两汉的弃市为斩首刑，但自魏晋以后是以绞刑的方式行刑的。同时，也对弃市与腰斩二者孰轻孰重的问题进行了考察，这对于厘清两汉死刑的刑制与刑等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弃市/殊死/斩/绞　　弃市是一种古老的死刑，早在先秦时期即以产生，在汉代更是作为法定刑之一。但是一直以来，关于汉代弃市刑的行刑方式在学术界存在很大争议，其中围绕弃市刑的行刑方式究竟是斩还是绞展开了讨论，并提出诸多不同见解。归纳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沈家本为代表，认为“汉之弃市乃斩首之刑”，[1]但是从魏晋以后，弃市是以绞刑的方式行刑的。对于《史记?高祖本纪》中索隐曰：“《礼》云‘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故今律谓绞刑为‘弃市’也。”[2]这一史料的记载，沈家本认为弃市用绞刑，此秦法也，并非汉法。第二种观点以程树德先生为代表，认为从汉代直至魏晋，弃市始终是斩刑。对于前引“索隐”条，程先生认为不足信也。第三种观点认为秦汉时期，特别是汉时弃市的行刑方式为绞刑。[3]此外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弃市在中国古代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死刑行刑方式，因为弃市重点指把人犯处死后陈尸示众，是相对于不公开行刑而言。被弃市的可以是斩刑、绞刑、凌迟刑等。[4]前述观点的争议，是由于史料的记载不甚明确，甚至是前后矛盾而产生的。前辈学者的研究留下很多启示，但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根据笔者的考证，笔者以为，沈氏的观点是正确的，弃市当是一种具体的死刑执行方式，是死刑若干刑等中的一等，并不是相对于不公开行刑而言的泛指。汉代的弃市属斩首之刑，但自魏晋之后是以绞刑的方式执行的。　　一、弃市是一种死刑执行方式　　历史上有关弃市的记载早在先秦时期即已产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昭襄王五十二年，河东守王稽坐与诸侯通，弃市。”[5]道家典籍《亢仓子》之中也有：“楚平王弃左右近习于市。”[6]弃市在秦代已成为法定刑，《史记》记载秦始皇时为钳制思想言论“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7]《睡虎地秦简》中也有关于处以弃市的规定，如：“士五(伍)甲毋(无)子，其弟子以为后，与同居，而擅杀之，当弃市。”[8]总的来看，弃市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存在。　　笔者认为，弃市并非是对于所有公开执行的死刑的一种统称，它本身就应当是死刑中的一种，这在史料中相当明确。如前引《睡虎地秦简》的简文，意思是说，士伍甲无子，以其弟弟的儿子为后嗣，并与其共同居住，甲擅自将他杀死，当处以弃市。自古以来杀人者死，甲将其侄子杀死，很明显应当处以死刑，所以这里所说的弃市是众多死刑执行方式中的一种。在湖北江陵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中，关于弃市的内容更多，这说明汉初弃市已是一种常用的刑罚。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内容看，此时弃市广泛适用于谋反、矫制、伪造印玺、故意杀人等多种严重的犯罪行为。　　魏晋南北朝时期，弃市仍是法典明文规定的死刑之一。如《唐六典?尚书刑部》载：“晋氏受命……命贾充等十四人增损汉、魏律，为二十篇……其刑名之制，大辟之刑有三：一曰枭，二曰斩，三曰弃市。”[9]此时弃市是轻于枭首、斩一等死刑。《隋书?刑法志》记载南朝梁时刑制为十五等，其中“弃市已上为死罪，大罪枭其首，其次弃市”[10]。《唐六典?尚书刑部》载北魏的死刑：“至太武帝，始命崔浩定刑名……大辟有轘、腰斩、殊死、弃市四等。”[11]上述三条史料说明，弃市与枭首、斩、腰斩、轘等死刑行刑方式相并列，所以它不可能是死刑的同义语，也不可能是对公开执行的死刑的一种统称。弃市与枭首、斩、腰斩等死刑一样，是死刑中的一等。而且，它相对于枭首、腰斩而言，是较轻的一等。　　二、汉代弃市适用的主要罪名　　汉代的弃市是法定的死刑执行方式，与枭首、腰斩并列。根据史籍的记载，弃市在汉代主要适用于以下几类犯罪。　　(一)危害政权罪　　因危害政权罪适用弃市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具体罪名：(1)谋反罪。汉文帝时期，淮南王刘长谋反，张包、冯敬等人上书请求判处刘长弃市，但文帝顾念兄弟亲情，赦免了刘长死罪，仅削夺了他的王位。还有因与谋反事相牵连而被弃市的，如汉武帝时，严助因曾与淮南王有私交，受牵连而被弃市。再如，霍禹谋反事败，本人被腰斩，其母霍显及诸女昆弟因受连坐皆弃市。(2)大逆不道罪。《史记》中有：“元光五年，广德坐妻精大逆罪，颇连广德，弃市，国除。”[12]汉武帝时，衡山王刘赐上书告太子刘爽犯有不道罪，当处弃市。《汉书》如淳注